廣州婦女向天哭 白骨遍地群羊眠
讀書札記130501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南的社會動亂》(1997)
《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
歷史學
(掌門評級) A –
蕭律師簡介
請先閱讀《說史130420三元里事件》及《說史130430廣東的團練》。
十九世紀中國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地方官，特別是府州縣官，與士紳之間力量的巧妙平衡。所謂「士紳」，是指取得了功名的人。
在一個只是由薄薄的一層專業官員來治理地域廣袤的農業帝國，士紳是中央政權不可缺少的力量。*** 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合作，州縣官根本無法在當地收取租稅，維持治安、社會福利、公共事業、防衞和教育等行政事務。 所有這些，大致都由士紳去做。
地方士紳勢力的存在，就保證了官方價值穩定。*** 士紳傳播各種社會信仰，如月讀聖訓、嘉獎孝行等等。 這些信仰如此長久，如此成功地合成了一種文明。在安定時期，士紳的支持是重要的；在動亂時更是決定性。
但是，士紳所起的作用過大，州縣官就會大權旁落。 士紳一向調解地方上的糾紛，如果他們真的負担執法，並掌握治安力量，那會變成怎樣？ 他們籌集地方自衞經費， 如果他們真的收起稅來，又會怎樣？
地方勢力（包括士紳和社會名流）在嚴酷的動亂中，用鄉勇、額外財政等手段加強對地方上的支配，官方的稅收自然會日益減少。 官員為了維護自己的收入，只有加重賦稅，其結果是加劇了社會危機。 社會危機是朝廷不想見的。
所以，不允許士紳與群眾力量有過多的接觸，是清朝政策的重點。**** 士紳可以帮助統治人民，但絕不允許掌握人民，利用人民。 總之，士紳與官府這兩種力量在不斷地平衡。 士紳經常企圖攫取地方權力，而官府同樣總是加強集權。
這種州縣官與士紳之間的力量平衡，特別是在廣東，在鴉片戰爭時（而非太平天國時期）起了變化，而傾斜對士紳有利。****
鴉片貿易嚴重使中國白銀外流，清廷幾番改易對策，如禁止鴉片入口、逮捕國內鴉片種植者和走私者，均成效不彰，白銀仍外流不止。
1838年，道光頒佈法令：鴉片吸食者必須在法律公佈十八個月後戒煙，否則將處死。 同時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執行此項法令。 林欽差在廣東對癮君子發起掃蕩。
為了嚴懲鴉片販運者和商人，林則徐還建立了一套細密和複雜的管理制度，其中一項是保甲制度。 1839年三月，林宣佈，舊保甲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保證人不可靠。 他為尋找可靠的階層，決定起用德高望重的士紳，使之「挨次編查保甲，保良攻匪，有犯即擒。」
這個政策帶來兩個嚴重後果。首先是混亂與恐慌。 許多吸鴉片者被斬首，有些告密者為了攫取獎金而誣告。 其次，這使得欽差大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士紳的力量。
林則徐在廣州開設了一個鴉片收繳與情報機關。 士紳也在城內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監視機構。 林則徐更給予香山縣名流 黃琮 以組織鄉勇的權力，並根據他本人的命令，得以逮捕並處死「漢奸」及鴉片販子。 此外，鄉村的保甲也被地方頭面人物轉變為準軍事組織。
就這樣，欽差大臣激烈的禁煙措施，導致了士紳控制保甲得到官府允許。 隨之而來的是，士紳在鴉片戰爭中參與了軍事活動。 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與地方顯貴間的力量平衡發生了變化，變得對後者有利。
在鴉片戰爭中，廣東有三種不同層次的鄉勇。
最高一級是「勇」，是雇傭兵，由正規軍官指揮。
1840年六月，廣州府設立了一個招募新兵的機構。 壯士如能成功舉起一百斤重的石鎖，就被編入隊伍，每月六元餉銀。
第二級是士紳創辨的。 他們或是在官府的嚴格控制下，或是與廣州有密切的聯繫。 在這一級，士紳是省衙門的代理人，他們多是著名學者、或是退休的前高官。
如 孔繼動，他中舉後做過書院教諭；中進士後任國史館副編修。鴉片戰爭爆發時他已退休，但同意作為兩廣巡撫和總督非正式軍事顧問。 由於他在地方上的聲望和關係，他能夠和林則徐、怡良等安排地方防務。
第三級是團練， 他們通常得到了省級官員的批准，但其活動卻獨立於官僚控制。****
1841年三月，當大批人民逃離受威脅的城市，湧往鄉村地區時，地方官員要求士紳維持秩序。 實際上有許多地方士紳，在沒有得到廣州認可時就組織了團練。面對當局的無能，士紳們認為這樣做並無不妥。 例如，林則徐被解職以後很久，仍留在廣州，自己出資訓練八百名志願者。即使不是為了保衞國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搶劫。 順德、番禺、香山的士紳都組織了這樣的團練。
鄉勇運動，在1841年五月保衛廣州城時具體化了。
這一「運動」的重要性在於：清朝官員為了反對英國侵略者，動員了鄉村，把數以萬計的男子聚集起來，使他們充滿憤怒之情。 一旦簽訂休戰協議，這些從未有機會真正一戰的鄉勇們，激動而憤怒，正尋求一種狂暴煽動。
1841年8月25日，三元里地區的十三名讀書人在 牛欄崗村（即後來英軍被伏擊的地方）開會，籌劃在這一地區把團練組織起來。 他們歃血為盟，選出三名領袖，他們是舉人 何玉成、候補縣丞 王紹光、和有影響力的頭面人物 梁廷楝。他們分頭去各村動員。 當時，人們捐出許多銅鑼，一旦某村出現緊急情况，只要鳴鑼，別的村就會趕來支援。 這樣一個團練的擴展，士紳的領導而非農民自發性是基本因素。***
作者魏斐德清晣地下結論：三元里起義既非純粹自發，也非農民領導；它是一長串團練組織中的另一類，依賴士紳們謹慎而得到准許的領導。 103鄉最終集中於三元里的旗幟下。 英兵零散的暴行不能驅使25000名農民武裝起來。 「三元里事件」並非像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那樣，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端的第一頁。
掌門之言
魏斐德是費正清之後我最心儀的中史大師，愚見以為論功夫精純，更在同輩齊名的孔復禮和史景遷之上。
魏師與史師正好相反，是位稀產作家，本書是他的成名作，與《大清帝國的衰亡》並列雙璧。
清史是美國漢學界的主戰線，自費師創 “哈佛學派” 以降，人材輩出，珠玉紛陳。魏師主治清史，本書治社會史，當時以眼界新穎為學界所稱道。
晚清大勢，列強始自鴉片戰爭，即以船堅炮利，憑凌中國，此李鴻章當年所謂「亙古未有之變局」也。 鴉片戰後五口通商，八國聯軍之役更使門户洞開，器用之學，國際貿易，歐風東漸，思想丕變，均對傳統社會及政治情勢施加無法適應的張力和壓力，終使人類史上最成功的專制王朝土崩瓦解。 中國社會地覆天翻，餘勢迄今猶未止息。***
對於百餘年間中國的社會變化，史家起初多以「外來壓力說」加以解釋。
此說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僵固，欠缺調適能力，內部張力只能透過農民爆亂宣洩，人口削減自然恢復平衡。**** 如此縱有無數治亂興衰，卻不曾改動社會柱樑於尺寸之間。**** 中國社會近世之大變化完全由外來的技術資本、思想學術、政經壓力所造成，其勢橫來截斷，沒有連續性。***
晚近哈佛學派興起，史識演進，揚棄舊說。 認為中國社會變化雖緩慢，歷來生生不息，與時俱進，不得謂為僵固。
實情潛藏表象之下，未易窺測。 本書借鴉片戰爭中「三元里事件」史料，揭露晚清地方層次上士紳力量的崛興過程。*** 後來再經「太平天國之亂」，終於坐大。 朝廷尾大不掉，「義和團之亂」後對地方全面喪失控制，遂至覆亡。
如此清朝並非亡於西方列強，亦非亡於孫中山與袁世凱之手，而是社會變動有以致之。****
本書在當年是這種 “前衛觀點” 的里程碑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