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31227
合約法（十一）威嚇及不當影響
蕭律師執筆
這篇討論「威嚇duress」及 「不當影響undue influence」這兩個概念。 在這裡須考慮：
1. 由於威嚇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境況。
2. 由於不當影響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境況。
此類合約可變成無效的達成，可以是由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正當壓力的結果。
〈威嚇 Duress〉
威嚇是一個普通法的概念。在威嚇下達成的合約是可無效的voidable。
威嚇在普通法下的範圍是非常狹窄的，僅限於一方以不法的身體暴力、或恐嚇施加暴力，加之於另一方，而使另一方產生對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
此種恐嚇必須是非法的，將會觸犯刑事罪行或民事侵權。*** 所以恐嚇禁錮，如若執行是非法，則成威嚇；相反，如果執行是合法，則不算烕嚇。同樣，恐嚇將會對已確實為犯罪的行為作刑事檢控， 或將會依法律程序作民事毁約或侵權起訴等，一般也不作威嚇看。
從前，案例拒絕「對物件恐嚇」構成使合約無效的理由，但現代法庭對此採取有較彈性的看法。故在The Siboen and the Sibotre, 1976中指出，恐嚇會將屋子燒掉或將畫砍壞是威嚇。
由本港一宗上訴至樞密院Pao v Lau Yiu Long, 1979的案件及隨後幾件案件，法庭逐漸推演出一套「經濟威嚇」的原則。
North Ocean Shipping Co Ltd Hyundai Construction Co Ltd, 1978：被告是一間造船公司，同意以US$30,950,000替原告建造一艘超級油輪，分五期付欵。原告付了首期後，美元急跌。被告要求原告增加建造費，否則恐嚇完全停建。被告不知這恐嚇特別有力，原因是原告已獲得在油輪建成後一份利潤相當豐厚的包租charter合約。原告明知被告無權要求增加建造費，仍照付與餘下四期，並多付一成建造費。大約八個月後，原告向被告追討多付的一成建造費。
法庭裁決原則上這是一件「經濟威嚇」案件，因為威嚇停建是不正當及對原告意願高度的強迫，原告原是可以拒付附加建費的。但由於在此案中，原告投訴的過遲構成對加建費的確認，使原告喪失了推翻合約的機會。
Atlas Express Ltd v Kafco, 1989提供「經濟威嚇」的良好解釋。被告同意供應籃子製品給第三者Woolworth的分店，又達成由原告承包供應籃子，並協議於某個特定價錢。由於錯誤，原告將價錢定得太低，他拒絕送貨，除非被告能給予更高的價錢。 由於恐怕對第三者毁約做成災難性的後果，在抗議下被告仍繳付了額外價錢。法庭裁决威嚇破壞了合約。被告並無真正選擇，唯有任原告擺佈。
在DNSD Subsea Ltd v Petroleum Geo-Services ASA, 2000一案中，法官Dyson認為可起訴的威嚇一定是一種壓力，（一）其效果是對受害者構成一種強迫、使他別無選擇；（二）不是合約定的illegitimate；及（三）是促成原告訂立合約的重要理由。
決定是否illegitimate，法庭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是否有毁約恐嚇、施壓的人懷着好意或是惡意的動機、受害人是否有真正的選擇或只能向壓力屈服、受害人當時是否有抗議、或據理依約辨事等。
法官Scarman在Pao Onv Lau Yiu Long案中指出“強迫意願”是威嚇的要素。
〈不當影響 Undue Influence〉
威嚇在狹隘領域的普通法中，逐漸發展出衡平法的「不當影響的原則」。不當影響是對另一方施加不適當壓力（但未達致普通法威嚇的程度）以達致成立合約。如合約之達成有不當影響成分，據此原則，該合約是可作無效的voidable。
不當影響的典型範例是William v Bayley, HL1866一案。
兒子假冒父親的簽字給予銀行三份借據。在三方的會晤中，銀行很明顯表明，如果達不到某些安排，兒子可能被起訴。其表達是以如下方式進行：“我們只得一條道可走；我們不能私和compounding一件嚴重罪行（ “私和”是私下安排解決刑事責任）。”“這是一件嚴重的事，可終身流放。” 這些話的後果，令父親絕望地說：“我該怎樣做？” 最後，父親與銀行達成書面協議，由父親簽署一份衡平法按揭equitable mortgage給銀行以換回三份借據。
法庭裁決這個協議無效，理由是銀行曾施威嚇，利用父親對兒子安全的恐懼。衡平法的原則是：當雙方不平等時，其中一方以不公平的優勢強廹弱者達成協議，交易作廢。 值得留意的是，此案中的威嚇，本身並非不法。
現行關於不當影響的法律是由上議院在Barclays Bank Plc v O’Brien, HL1994及Royal Bank of Scotland Plc v Etridge (No.2), HL2002二案中所塑造而將之分類：
1. 確有不當影響。原告必須證明在案中被告確施加不當影響。此種不當影響不
須有過往歷史，但一般原告與被告間都存在着某種關係，如夫婦。原告也不必證明此等不當影響對他相當不利。
2A. 特殊關係。此類適用於某種已建立好的特殊“信託fiduciary” 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監護入與受監護入、宗教勸導者與信徒、律師與客人、受託人與受益人（不是夫婦）等。這些關係引出具有「影響」的假設presumption，影響不一定「不當」。 如果事件中有可疑點，就有「不當影響」的假設。假設是可用證據推翻的。
2B. 無特殊關係。 此類涵蓋以上沒有提及的特殊關係，但卻存在受「信託與信任」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當影響。原告人必須證明對被告寄託以信任，而被告須舉證並無施加壓力。
在Lloyds Bank Ltd v Bundy, CA1975中，由於老農夫的兒子生意陷入困境，抵押了他惟一的農舍給銀行以擔保他兒子的公司在銀行户口的透支overdraft額￡1,500。後來他再將農舍加按到￡6,000，而他的農舍時值只￡10,000。 他的律師告訴他這是他能擔保兒子的極限。 兒子的生意繼續不行。 銀行的新任副經理告訴農夫兒子必須做一些事，而兒子說他的父親會幫忙。副經理遂拿着填好加按至￡11,000的文件跑到農舍，對農夫說只有簽署了加按文件，銀行才能繼續支持他的兒子。最後，兒子的公司由產破管理人接收，而銀行尋求執行擔保及抵押。
上訴庭將最後的擔保與加按作廢。 新的擔保及加按是為了銀行的利益；銀行適當的做法是要父親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但卻沒有這樣做。 正常情況下，銀行與顧客間並無「不當影響」的假設，但上訴庭認為在此案中有之。
Denning大法官在此案中欲尋求建立以單一原則，即“不平等議價能力inequality of bargaining power”，從而使法庭可推倒不合理的交易。
但在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v Morgan, HL1985中，上議院大法官拒絕接納一條如此寬廣的原則。 Scarman大法官認為沒有法律可為衡平法裁判權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