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40812
《刺客列傳》之 「情與義，值千金」下
朝日執筆
〈聶政毁容〉
聶政的故事發生在 “豫讓擊衣”故事四十餘年之後。 東漢蔡邕（蔡文姬之父）的《琴操》也有記載聶政的故事，但行刺動機、刺殺對象和刺殺過程皆有不同，這裏說的是《史記》的版本。
聶政本來是 軹深井里（今屬河南濟源市）人，因為殺了人，走避仇家，帶同母親和姐姐移居齊國，以屠狗為業。
衛國大夫 嚴仲子曾在韓國當客卿，因故與韓國的相國 俠累結下生死之仇。 嚴仲子懼怕俠累勢力，於是逃回衛國。他到處尋找勇士向俠累復仇，有人告訴他有個叫聶政的勇士隱居在齊國，於是就親自到齊國市井去拜訪聶政。
嚴仲子多次登門拜訪，又為聶母準備壽筵，親自舉杯向奉酒。 到了酒宴高潮時，更拿出黃金百鎰，送給聶母作為壽禮。 聶政覺得這禮實在太重，堅決不受。 嚴仲子堅持要送，聶政就說：「我猶幸老母健在，家裏雖然窮，但客居這裏做屠夫，也總算可以早晚給母親買些點心。我母親的供養還算齊備，不敢受仲子的賞賜。」
嚴仲子於是避開其他人耳目，單獨向聶政表明心意：「我有仇人，所以四處避走。來到齊國，聽說閣下是位義士，於是獻上些許錢給老夫人買些粗糧，無非希望和閣下交個朋友，豈敢有什麼奢求？」聶政答：「我之所以躲在這裏，甘心當個無名無姓的屠夫，就是希望可以奉養老母。老母尚在，我不能答應你什麼。」嚴仲子再三堅持送禮，聶政也再三堅持不收。最後嚴仲子終於盡賓主之禮，向聶政告辭離去。
過了很久，聶政的母親去世。 聶政安葬好母親，並服滿喪期，喟然嘆曰：「唉！我只是個宰豬殺狗的市井之人，嚴仲子是諸侯的卿相，卻不遠千里，委身與我結交，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回報。他當年親自獻上百金為我母祝壽，我雖沒有接受，但已確認了他是我的知己了，現在是時候為知己出點力了。」
聶政於是就到衛國找嚴仲子，直接對他說：「當年我因為老母健在沒有接受你的邀請，現在母親已經享盡天年。仲子你的仇人到底是誰？」嚴仲子如實相告：「我的仇人是韓國的相國俠累，他是國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住處又有重兵把守，我想派人殺他，始終不能成功。如閣下不嫌棄，我可以多派車馬壯士去輔助你。」聶政說：「韓衛兩國的距離不遠，現在我前去要殺人家的宰相，國君的叔父，人多反而容易走漏風聲，行動失敗之餘，還會讓整個韓國都成為你的仇人，這還了得？」最後聶政拒絕所有的車馬侍衛，辭別嚴仲子隻身前往韓國。
他帶著佩劍到了韓國。宰相俠累當時正在堂中議政，身邊帶著長短兵器的護衛甚眾。 聶政拔劍直接闖入，在所有人來得及反應前飛身躍上台階，直接就把俠累刺殺了。 現場即時大亂，侍衛接著湧上來，聶政大叫一聲，又擊殺了數十人。見侍衛稍為遲疑卻步，聶政即趁機削面剜眼，然後切腹而死。
韓國由於無法辨認刺客身份，於是將屍體丟在大街上，懸賞千金要知道刺客的身份和底細，但一直沒有回應。
聶政的姐姐聶嫈聽說有人刺殺了韓相，韓國將刺客陳屍街上，懸賞千金，立即就大哭起來：「這大概是我的弟弟吧。唉！嚴仲子實在是太了解弟弟了！」於是立即動身前往韓國，到街市上一看，果然是聶政，就趴在屍體上痛哭，大呼：「這是 軹深井里的聶政呀！」
路人甲乙丙提醒她：「此人殘殺相國，現在君上懸賞千金要知他的底細，夫人怎麼還敢來認屍？」聶嫈答道：「我當然知道。不過我弟弟當初甘心在市井中以屠狗為業，就是因為老母健在，而我又未出嫁。今天老母已盡天年，我亦嫁了人。嚴仲子在我弟弟最困賤的時候結交，恩深禮重，我弟弟還可以怎樣呢？士本來就該為知己者死，但他考慮到還有我，所以自毀面目，是不想連累我。然而，我又怎能為了避禍，而埋沒了弟弟的名聲呢？」
聶嫈的一番話讓整個街市的人都非常震驚。她再三仰天大呼，終於因為悲傷過度而死在聶政的身旁。晉、楚、齊、衛等國的人知道這件事，都異口同聲地說：「聶政固然是條好漢，他的姐姐也是個烈女呀！假如聶政知道他姐姐會忍不住，不惜冒生命危險，也要不遠千里來公開他的姓名，他大概未必肯為嚴仲子捨身吧！嚴仲子對人的瞭解真的太深了！他得到的是一個真正的義士呀！」
四．義理：維繫封建主義的最高價值
「封建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曾大規模地出現過三次：中國的周朝、歐洲的中世紀和日本的江戶時期。與後來出現的「絕對主義」和「民族主義」等要求的「絕對忠誠」不同，「封建主義」的關鍵字是「義」。「義」者，「宜」也！簡單來說，「封建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契約關係」，而且是一種「合宜」、「雙邊對價」的契約關係。*****
現在我們立的契約，其效能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從前的「封建主義」又是用什麼來維繫的呢？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答案，中世紀的歐洲用的是所謂「騎士精神」，其實簡而言之就是「榮譽」二字，日耳曼史詩《羅蘭之歌》是對「榮譽」這個歐洲「封建主義」紐帶的最佳詮釋；要注意在這種「榮譽」結構中，騎士行為的負責對象是自己（或上帝，因為身體就是上主聖靈的殿宇）。***
周朝的「封建主義」則以「恩義/義理」來維繫。受了恩遇必須報答，而「以身相許」就是最高的回報方式。輕生重義的「士」當然也重視榮譽，但「義理」作為一種義務，負責的對象是他人，甚至整個社會。**** 這正是豫讓明知是捨易取難，也要讓天下懷二心事君者羞愧的原因，也是聶嫈不辭千里，不顧生死，也要讓弟弟英名不被埋沒的原因。
至於日本，則兼而有之，「榮譽」、「義理」與「報恩」都是「武士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作為重視社會多於個人的東方倫理體系一員，後兩者似乎更為關鍵。
今天的主題是《刺客列傳》，所以就專論中國的部分。上面說過，「義理」本來應該是專屬於封建貴族之間的一種倫理價值。 然而，由西周過渡到春秋，由春秋過渡到戰國，這段時間舊秩序逐步崩潰，昔日的庶民有機會晉身上流的「士」階級，因此也有機會講「義理」了。
由於受到後來秦漢甚至明清的倫理觀念所影響，有人會將如豫讓等人的行為理解為「忠」。 事實上，與其說這是「忠」，不如說這是「義」。***
什麼是「忠」？「忠」就是要求從一而終，忠臣不事二主。豫讓先後換了幾個主子，但卻只肯捨身為智伯報仇，其原因就是「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智伯「國士」級別待遇的恩，才值得豫讓以國士的方式報答，而「捨身取義」就是國士的最高典範。 事實上，豫讓甚至不在乎行動是否能能夠成功，他重視的是以合乎義理的方式，去完成這個復仇的「儀式」。 而深明義理價值的趙襄子也作出了高度的配合，讓豫讓得以用「打小人」的方式成為一個圓滿的「義士」。由上述可見，豫讓與智伯之間存在的，是一種「雙邊對價交換」的義理契約。
我們不妨將「忠」理解為發自內心，不證自明，也毋須解釋的無條件付出，由於這種付出是無條件和無限量的，因此「忠」的對象只能有一個。 當然，當這種「忠」的對象是父母時，則會被稱為「孝」。
至於「義」，則是對其他人行為的一種有條件回饋，其中包括了正面和負面回饋，即所謂「恩仇必報」。然而，由於這種回饋本質上只是對他人行為的相應反應，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有限量的。 就正如豫讓的故事，即使他為了向智伯盡義，已經到了不惜拋棄生命的地步，但還是不能為了報仇而違反義理的準則。
事實上，將所謂的「義理契約」說是「對價交換」也許有誤導成份。 因為締結義理關係的雙方其實不一定有實質的利益交換。 以聶政為例，讓他認為受了厚恩，甚至不惜捨命相報的，並不是嚴仲子給他的百金本身（況且聶政結果也沒有收受），而是嚴仲子賞識他，認為他值得百金，值得多番紓尊降貴到市井拜訪，值得親自為聶母奉杯祝壽的這一份肯定。 這是對聶政作為「士」身份的一種認同。從聶政和他姐姐的說話中，我們可以推斷聶家可能是沒落士族，因此重新獲得「士」的認同對聶政的意義必然極為重大。 這種認同對聶政而言是一份極為厚重的恩，厚重得足以讓他「以身相許」，以性命來償還。
還有一點，雖然說是「契約」，但這種「義理」很多時候沒有明文約束，甚至不會明言，往往只是一種默契—-「默示契約」。 當嚴仲子到齊國以厚禮拜訪聶政時，聶政並沒有答應。不過，雙方的「義理契約」很明顯在當時就已經締結了。
聶政的故事還透露了另一個當時重要的價值取向。 就是儘管「士為知己者死」的義理是「士」的最高道德典範，但相比於孝悌，還是有所不如。 相比於後世所謂「沒有國、那有家？」強調「忠（君）大於孝（親）」的「絕對主義」，「義理」這種封建時代的核心倫理，顯得人性化多了。
「忠」和「義」其實一直互相存在競爭的關係。 自從秦漢，中國建立了大一統帝國，政治倫理的典範有所改變。 在新的政治體制中，「忠」取代了「義」成為維繫政治人身關係的最高價值。*** 不過，在上層不斷強調「忠」的同時，「義」卻仍然一直被庶民階層奉為最高價值，直到明清君主集權高度成熟，才將「忠君」普及到民間。 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當身為全國人民第一公僕的習主席巡視窮鄉僻壤時，老百姓還是忍不住差點跪了下來。
近代「民族主義」在西方出現，透過與「榮譽」的巧妙結合，將對國家民族先驗的、不證自明的無條件、無限量忠誠鑄刻在每一個國民的心坎—- 不是因為國家強大我才愛她，相反，國家越仆街，民族越唔掂，我就越是要加倍地愛她，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最高典範。
「民族主義」傳入中國後，與傳統的「忠」同樣結合得天衣無縫，要知道「忠君」和「愛國」從來就是並舉的。進入後現代的今天，「民族主義」已不斷被質疑，不少人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應做之事」。「忠」、「義」這兩種價值又再次出現激烈的碰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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