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1409海與帝國

講者：掌門

《海與帝國：明清時代》(2005) 上田信

明清向被認為是固執於農耕的內陸性格國家, 明朝大部分時間實施海禁, 清朝則由乾隆至鴉片戰爭期間只限廣州一口通商. 除了短暫的“鄭和下西洋”和康熙平定台灣之外, 兩朝幾乎全無海上的政策性活動, 其海洋聯繫面在傳統史學上一向不被重視.

直到晚近 “世界史/環球史” 研究興起, 基調性質的貿易和經濟活動 (包括最具決定性的白銀流動和農作物轉移) 對歷史的作用力才被看得清楚.*****

在這種學術前提下, 作者野心勃勃地創制出 “東歐亞” 這一歷史地理學框架概念, 用作本書的論述基盤. 東歐亞範圍以中國為主幹, 再按陸海交通的可接近性, 伸延涵蓋周邊四鄰.***

東歐亞海域包攝了由北至南的 日本海, 渤海, 黃海, 東海, 和南海共五個海洋, 而遠接南洋. 作者認為明清的政治和經濟, 實質極受此五大海洋發生的事故所影響, 遂為本書訂名《海與帝國》.

 

〈五海三船〉航海條件和作業狀況

明清時代中國海洋船舶的船體構造無法抵禦四米高的海浪， 只要統計各個海洋平均每年高海浪的日數，就可得出實用主義的航海可行性。 再考量海流和風向的影響，便可以綜合出航海的困難度。***

五海的通航狀況如下：

渤海簡直是個內湖，黃海也算風平浪靜，兩海是中國跨省和對朝鮮貿易的通道。日本海和東海風高浪急，遠為凶險！ 日本海有一特殊難處，洋流風向一路向東，年中只有兩個月適宜西航，東航船隻弄不好無法回家。 另外，國境為朝鮮所阻隔，中國人古時不在日本海航行。*** 但是明初開始中日貿易量大增，並衍生出倭寇問題。

東海雖近，但是熱帶季候風和太平洋風在此海域相互碰撞，導致天氣變幻無常，多颶風，沒有 媽祖(ie天后)保祐是出不了海的。***

南海遠接南洋，是古來所謂「海上絲路」之開端。 明中葉又建立了稱為「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穿越大平洋航路，**** 國際貿易地位更形顯要。 絲茶瓷和美洲白銀便是經由南海進出中國的。

 

航海還需注意近岸的地理形勢。 黄河、淮河和長江從山東、江蘇和浙江出海，長期沖積泥沙使到三省海岸綫多淺灘而少良港，***不利海運。

中國海船主要有三種：山東江浙一帶的「沙船」方頭淺身，是內河船的變種，適宜靠岸而不宜蹈海。 福建的「福船」尖頭深身，才稱得上是海船。 舟山一帶良港漸多，茶又獨出此省，所以福建為南北海運之中樞。 廣東的「廣船」龍骨更深更堅固，適宜遠赴南洋，幹大宗買賣。

鄭和之後，中國船舶難出 馬六甲大門， 頂多去去羅灣，說到底下不了印度洋。真正的遠洋貿易只好拱手讓人！****

 

〈明朝與海〉朝貢制度和倭寇之亂

永樂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聲勢浩大的朝貢體系, 其背後動機在於彰顯 “得天命” 的治權正當性, 以排除 “亂臣賊子” 的輿論陰影. 他樹立的網絡對當時影響甚大, 與後來西歐人的商業殖民行動結合, 成為整個東亞區域經濟的背境結構.

朝貢制度源於儒家封建主義的「禮制」, 是 “天朝思想”在外交層面的具體化, 其要點是:  A中國皇帝的地位是擬父權的，其權力是先驗的，絕對的，和無條件的。****

所有朝貢國都直接向中國皇帝效忠，這種關係不是多邊的，甚至連雙邊也不是，而是一種單邊的主從關係。 中國皇帝作為 “天下” 的主宰，最高仲裁人，其旨意穩固了國際秩序。***

體現在象徵性禮儀上面，貢使(即使由國王本人擔任) 一律要向皇帝行跪禮，而皇帝不回禮。

B 朝貢國依其與皇帝的親疏關係，形成封建主義的等級秩序。***

皇帝賜予朝貢國國王的印章和冠服是有等級的。 對朝鮮李朝和日本室町政權最為厚待，規格等同子輩的親王，賜金印； 對琉球的 中山國和越南的 安南國次之，規格等同孫輩的郡王，賜鍍金銀印，餘此類推。

 

朝貢除了是國際政治制度，也是統一的國營對外貿易制度。***** 朝廷限定外國朝貢團上訪的時間和停駐的港埠，在當地設置「市舶司」，與隨團商隊進行統一貿易，利潤歸公。

明朝大部分時間實施海禁，禁止民間建造大型船舶和出海營商。 海禁政策與「朝貢體制」互為表裡，乃是朝廷壟斷對外貿易的政策手段。***

有禁令，就有走私。 實情宋元以來，浙福海民便積極展開對南洋貿易，出口絲瓷茶，進口香料(主要是胡椒)，交易量極為龐大。 明朝行海禁乃是與民爭利，絕其生計，海商只餘走私一途。 遠洋走私船隻自然配備武裝，非法武裝船隻定義上就是「海盜」，這與他們有否在中國海域進行刦掠關係不大。 (註：常識上說，他們若要刦掠，對象也必然是南洋地區，而不會是中國沿海。)

嘉靖二十七年 (1548年) 浙江巡撫都御使派遣軍隊掃蕩海幫總舵所在地 舟山群島雙嶼港。 舵主 王直(明史稱汪直)率眾東渡日本，在九州的 五島列島和 平户立足。東渡的海幫剃髮易服，招攬浪人，返禍江浙，釀成歷時二十年的「嘉靖大倭亂」。***

學界將「倭寇之亂」分為三期。

「初期倭寇」並不發生於中國，受害國是鄰近日本的朝鮮。

歷史轉折處是日本 南北朝大亂世 (1331-1392年)，與 足利氏爭天下落敗的武家下海為寇，日韓古史書稱之為「日本惡黨」。 這波「前期倭寇」不同之處是規模大，動輒數十船；業務能力強，足以抗衡正規軍；頻率密，平均每年多達七次。

1358年中國史料第一次記載了倭寇犯境，刦掠山東半島的消息。  1368年明朝建立之際，倭患更為熾烈，海運業起家的 方國珍敗亡，餘黨入海為寇，加深了災情。 明太祖曾遣使要求取締倭寇，鎌倉幕府方面卻虛與委蛇。

直到1392年 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 1405年成祖遣 鄭和下西洋，倭寇才逐漸歛跡。 這時期的倭寇大致上“貨真價實”，以日本人為主幹。

「後期倭寇」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後的倭寇，也就是為禍最烈的「嘉靖倭亂」。 後期倭寇的特色是橫行無忌，深入內陸，攻城池，割莊稼，擄掠人口，與官兵正面接戰。 上田信教授認為這一波的倭寇主力是東渡的中國海幫，*** 日本人參與其中並不多，他想必參照過那時期的日方史料才有此種說法。

 

〈白銀中毒〉國家經濟的變換和危機

中華帝國自漢至宋皆以銅錢作為流通貨幣。*** 元朝開闢國際貨幣 白銀，作為遠程貿易的結算工具，和酬報各地蒙古軍閥的手段，國內則使用銅錢和銀本位紙幣，白銀的貨幣性格開始形成。****

明太祖施行極端保守的稅收政策，地方繳交實物租稅和服勞役，與基層政府開支進行「點對點抵銷」，餘額上繳中央，意圖最大限度地精簡編制和把貨幣的作用力降至最低。*** (註：這裡引用 黄仁宇的說法。) 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傳統的儒家治國理念當然事與願違。

 

1526年日本開採 石見銀山，1545年西班牙開採 波托西銀礦，此兩事件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極其深遠巨大！中國歲月承平，人口增生，對貨幣的需求日益殷切；而日本人和西班牙人則大量需求中國奢侈品，於是展開了歷時長達三百年的白銀流向中國，直到鴉片戰爭才行人止步。中國被稱為世界的「白銀墳墓」！

大量白銀傾注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貨幣化。***** 民間商品經濟大幅擴張，大規模跨省貿易成為可能，產業化現象到處成型。 白銀經濟既做成明中葉和清盛世長期繁榮，也做成人口膨脹，生態破壞和社會動蕩。

明朝嘉靖起稅收全部指定以白銀繳付，勞役也折算為白銀代償。(註：清朝地方稅收銀七銅三，地方向中央上繳全用銀。) 之所以用銀不用銅，是因為銅錢價賤而體重，跨省運輸成本高昂。*** (註：如由雲貴押送北京，運費高達幣值的三成，根本上不可行。)

繳稅必用白銀做成一種作者稱之為「白銀中毒」的價格機能障礙症狀。***** 白銀和糧食本應按照供求定律運作，自動進行調節，但農民在硬性上繳(手頭沒有積存的) 定額白銀的規章下，為完稅時限所催逼，被迫不問價拋售糧食，有時甚至去到出售過冬存糧的悲慘地步！相對來說，富庶的江南地區和出口導向的城市由於能夠獲得海外白銀，保証了低價的糧食供應，等於變相盤剝基層農民。這當真是 “愈窮愈見鬼，愈富愈見神” 了。

再者，銅錢作為地方流通貨幣，而白銀作為跨省及向中央結算工具，兩者之間的官訂兌換率根本上完全無法保証。**** 每遇海外白銀流入衰竭，(例如晚明和鴉片戰爭前後。) 銀價飈升，又等於變相大幅提高稅率，農民生計艱難，命如懸絲！

最後，白銀總供應量不能滿足流通需要，則有可夠出現 凱恩斯式需求萎縮，通貨收縮現象。 這種現代意義的經濟大蕭條在雍正年間首次出現於傳統中國！到了乾隆中晚期，白銀供應過剩又做成通貨膨脹和價格革命， 由於中央政府缺乏現代經濟學知識和宏觀調控手段， 通貨激烈波動從不同方向做成民生難題和大型社會動亂。

 

〈哥倫布交換效應〉人口爆炸與生態危機

明朝中末葉引進馬鈴薯、山芋和玉蜀黍，該等美洲作物可栽植於貧瘠的坡地，促使人類砍伐林木，以開闢農場。 該等作物强力搜刮地力，需要不斷開墾新田；而且抓握泥土的力度薄弱，坡地傾斜，造成土壤流失，生態毁壞。 下流的泥土淤塞河道，填平湖泊，釀成水患。

美洲作物又造成人口爆炸， 清朝康乾盛世人口百年內倍翻至逾三億! 人口多自然耕地不足，人們無可避免與河湖爭地，造成黃河泛濫，水災頻仍。

農民數目既無量眾多，則民變自易生出雪球效應。*** 中央力量有限，每臨變局，人力財力消耗迅速，易於衰竭。 清朝雖強大，到後來竟要靠地方團練才能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亂後地方坐大，終於覆滅王朝。

明清之衰敗吊詭地起因於傳統體制運作之成功，導致人口超出了小農經濟的極限。 「天災」這個看似隨機的干擾因素，考其實質，正是人口過繁，生態破壞，內發的結構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