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40919
刑事法 (二) 緒論 下
蕭律師執筆

〈法官「立法」的限制〉
雖然法官能在判案中創造法律，但他們無權創立新的罪行，或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
這原則在1972年Knull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Promotions) Ltd v DPP案中確立。但在此案中，上議院大法官認為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是許可的。 這觀點後來亦被 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Court所認同。

在R（AC1992）提出一個問題：擴闊現行罪行令以前不會受懲罸的行為現在要受到懲罸、及容許澄清現有的罪行去應對新環境的定界在那裡？
這案件的裁決導致後來立法確認：丈夫違反妻子的意願，強行和她性交，可被判強姦罪。 這在十八世紀是無罪的，那時妻子被認為是丈夫的「從屬動產subservient chattel」， 而婚姻使妻子給予丈夫「不可撤回的同意irrevocable consent」和他發生性行為。 上議院裁決，此種概念在今時今日已不能接受，那種假設不應繼續適用。
此案的裁決引入了以前不容許擴闊的罪行，致使以前不會受罸的行為如今要受到懲罸，而不是將罪行簡單地去適應新的環境（妻子社會地位的改變）。 隨後，歐洲人權法院在SW and CR v United Kingdom（1966）21 EHRR考慮一宗投訴，指控英國上議院違反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七條，這條訂明：「任何人不能因任何行為或疏忽， 在犯案時並不構成罪行，而被定罪」。 人權法院裁決，認為英國上議院沒有違反第七條，理由是英國法庭「有明顯的法律演變，符合該罪行（強姦）要素，而投訴人（案件中的丈夫）是可合理地預見法庭會著手改變現行法律以適應新環境。」這個勇敢的裁決指出，會改變法律的裁決不一定會違反歐洲人權法第七條，除非發展是不可預見的。

至2005年，Knuller案定下的原則在Rimmington, Goldstein (1973) UKHL63案中再被肯定。
由司法裁決引入新的辯護理由、或發展已存在的辯護理由以適應新的環境，沒有遇到如前的抗拒，因為這對被告人是有利的。
關於新的抗辯理由，大法官Mutill在Kingston（1966）21 EHRR案中這樣說：
“在新時代，接受一個新的抗辯理由（通過司法裁決）在普通法下從未發生過。無論如何，刑事法不應停滯不前。如有實際需要而又公平，司法裁決比立法會是更佳媒介，所以法庭不應怕新穎而滯後。”

〈立法 Legislation〉
大部份的罪行已闡明及規範在法律條文或從屬立法條文內。 現行最少有700條可公訴罪行indictable offences，另有超過10,000條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由法例或從屬立法規範。

所謂「可公訴罪行」，是那些 裁判官magistrates（不算是法官）獲授權或有權力、或必須將被告人押交監獄以待法庭審訊的刑事罪行。*** 簡單說，即是除只可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簡稱「簡易罪行」summary offences）以外的任何罪行。 所謂「簡易罪行」是可以用簡易程序迅速判決的罪行，如無牌售賣烈酒，或在公眾地方吸煙或拋棄垃圾等。

立法可以創造新罪行，而這些罪行可以是很嚴重的，更可以懲罸有些以前不受懲罰的行為。 許多現在納入法例的罪行原先屬普通法罪行。

英國及香港從未有如其他國家一般，有一整套「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 結果是，除了普通法罪行或從屬立法下的罪行，英國及香港的刑事法是納於大批的法例之中。
舉例說，「侵犯人身法例」就概括眾多侵犯人身罪行，如蓄意傷人使別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使用毒藥或爆炸品、毆打、重婚或墮胎；「盜竊法例」及「刑事毁壞法例」涵蓋眾多侵犯物業的罪行；「性罪行法例」涵括全部有關的性罪行。

除了上述種類的法例，有另一批法例，目的是規範特殊的活動，如道路交通、商品售賣及其他貿易活動，並列明所犯的罪行。*** 它們基本上與刑事法關係不大，但卻創造某些罪行，所以也都算是刑事法的其中一個來源。 這個早已是很大的刑事罪行類別仍不斷增加，因為時至現今，政府需要負上控制及制止某些以前不用關心的社會活動。 特別在現今時代，政府對認知的社會問題所作的反應，就表現在立法上面，使某些行為成為罪行。

〈從屬立法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一條法例可賦與一個團體（如行政局）或政府部門首長（如消防處處長或運輸處處長）制訂規則及違反此等規則的刑罸。*** 此等制訂規則方式比正式立法更方便。 現今停車要熄火、在限制地區不能響號、醉酒駕駛、或不佩帶安全帶等，在法例上是找不到的，要從從屬法規中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