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50107

刑事法(十) 犯罪行為 4

蕭律師執筆

 

〈被告過去行為引致的責任〉

如果被告確實地，雖然並非故意，創造一種足以做成傷害的情況，而後來他又知悉他由此做成的危險，就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去避免或消除此種危險。

 

Miller (1983)案：  Miller（D）是一個流浪漢。他走進一間空屋，坐在屋內吸煙時睡著了，煙蒂從他的口中或手中掉落牀褥，牀褥因而著火。他驚醒。他不去滅火，而竟轉移到另一房間繼續睡覺。燃燒的牀褥釀成大火，屋在火中損毀。D被控縱火，違反英國1971刑事毁壞條例Criminal Damage Act 1971 (即香港罪行條例Criminal Ordinance)。D被判有罪，他不服上訴。上議院撤消上訴，確定原審庭對D的定罪。

 

這宗案件判決重要處在於，由於D的粗心大意行為，製造一種危險情況，在那行為的一刻看來，是缺乏所需的犯罪意圖，但他理應知道該事件的後果。在此時就很難說他沒有犯罪意圖了。

 

上訴庭在Evans (Gemma) (2009)案中將Miller案的判決原則引申到D做了一些事促成（與“製造”相對）一種危險情況，就是D提供一些海洛英heroin給堂妹V，而堂妹因自行注射過量而死亡。原審庭判決D誤殺，由於他在發現V過量注射後沒有尋求醫療協助。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決。

 

〈責任的界限〉

關於責任的界限，須視乎不同的環境及不同性質的責任。***

舉例說，人有責任採取行動去照顧或拯救無助的人，如召喚醫療協助或提供食物（如前曾論及的Stone v Dobinson案）。

一些人像Miller必須在他能力範圍內對抗他無意做成的危險，如嘗試自己去滅火，或召喚消防處。

 

人如有合約責任，他必須採取合約明示或暗含的要求去行動。（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在此稍後再作討論。）

有一點仍未有判案的先例，就是合約以外的責任是否應該嚴格執行。例如一位救護車的駕駛員不去急救，或者在前往現場半途中停止前進，因為他當日的工作時間已屆滿，那麼他是否算違反責任？

 

也沒有很清楚的案例，表明關於有責任的人被期望要冒多大的風險去履行責任？毫無懐疑，普通法要求有責者須採取合理步驟去履行責任。何謂“合理”則端視不同的情況，包括該人的年齡和他個人有關的特徵（如他是否身體健全），和對他個人及其他人的風險，但不包括是否對他方便或需要支付多少使費。

 

關於醫生對病人的責任的界限卻有很清晰的判例。*** 醫生並無責任以任何代價去延續病人的生命；醫生的責任是只是採取合理步驟去維持病人的生命：R v General Medical Centre (2005)。的確，醫生可以對一位持續需要人工飼養的「植物人」或很少時間會清醒（在下面會論述）的病人放棄照顧。

 

〈責任的終止〉

責任至何時終止是法庭關心的論題。

在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案中，上議院大法官嘗試提供照顧責任何時終止的指引。這是一宗因民事案，B是在Hillsborough球場慘劇（發生於1898年一場在英國舉行的足球賽中，球迷推撞而導致96人死亡766人受傷）中被推倒的一人。他在醫院一直昏迷而需靠支援系統供應養份，成為植物人。如果停止人工飼養，他會在數星期內會餓死。受託法團（為B的利益而成立）向法庭申請一項聲明declaration：醫生可以合法停止供應所有維持B生命的措施，包括人工餵飼及供氧。上議院要去決定一個關鍵性重要問題：醫生停止維持B生命的處理是否違反專業責任？

 

上議院頒下聲明並裁決：如果一個病人缺乏溝通能力，又如果負責任的醫學意見認為繼續維持病人的生命對他毫無益處，醫生終止維持生命的措施，也不算違反醫生的職責；停止供養涉及從B除掉鼻胃管nasogastric tube（供飼料養份所用），但拔掉鼻胃管是不去做一件事an omission，而非正面去做一件事an act。上議院強調問題不在於停止人工飼養是否對病人有利，而在於人工延長病人生命對病人是毫無希望的，也無助於改善他的情況。

 

在 W v M (2011)一案中，法官Baker認為上述Bland案的原則也適用於很少時間會清醒的病人（醫學界簡稱這種狀況叫MCS，即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的縮寫，是較PVS（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的縮寫）僅僅稍好的病人。在此情況下，法官的裁決須平衡所有有關的考慮，特別是如果繼續照顧，病人所得的生活素質，及維持生命的重要性。如果病人是在PVS狀態，繼續照顧顯然是無用的。

 

〈法定責任〉

有某些情況，法例定下不做任何事是一種刑事罪行，如交通法例（英、港法例相同）規定：任何人牽涉入交通意外，如沒有在指定時間內向警方報告有關的現場合理細節，會構成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