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隨筆150307
香港選舉概述3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二）香港選舉遞嬗概述（下）
我們從上一篇開始介紹香港選舉的發展簡史。當然了，這裏所說的「選舉」，主要集中討論的都是各級「議會」的選舉，而且基本上指的都是「公眾選舉」或「民主選舉」，而不包括諸如「選舉委會員」一類的選舉方式。因為這類型的議席產生的辦法，雖然名義上也稱為「選舉」，但其實質似乎更像是利益集團的內部協商，只是以「選舉」的方式為其賦予「合法性」而矣。
這其實也有點像議會內，圍繞不同議案進行的「辯論」過程。很明顯，每一個議員在進入議事場之前，對任一議案必然已有既定立場。在「辯論」過程中，絕對沒有人會因為聽到其他議員的發言，「覺今是而昨非」，忽然覺得對方的見解「很有道理」，因此跟隨對方的投票取向。相反，也從沒有人會相信，自己發言會說服到反對者。「議會」從來不是「議事」的地方，只是為「法案」變成「法例」賦予合法性的場所。***
可以想像當年立法會選在星期三召開，應該是方便這些社會菁英們散會後，可以從容地一起赴馬場聯誼。哪會像現在有個別「馬主議員」要中途「失蹤」一兩小時的局面呢？
真正的「選舉」卻截然不同。它是充滿變數的，這包括每一個選民在票站內提筆一刻所作的最後決定在內！然而，它的結果卻是決定性的、權威性的，甚至是強制性的。這個結果在開票前的一刻始終難以預料，但結果卻是穩固而不容推翻的！（當然前提是沒有暴力干預，而整個選舉又都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由此定義出發，「選舉委員會」不能稱為「選舉」；第一屆臨時立法會「選舉」，由推委會委員以「六十議席六十票制」方式，將剛好六十名候選人「選為」第一屆臨時立法會議員，也很難稱為「選舉」。至於我們現在還一路實行的「功能組別」嘛…..這個問題有點尷尬，我們留待之後介紹功能組別的時候再說。
還是先回到「香港選舉發展史」這個課題上吧！前一篇我們基本上介紹了九七回歸前，香港議會選舉的發展概況，本篇則會介紹回歸後的議會選舉。
上回講到回歸前最後兩屆立法局選舉的直選議席，先後用了「雙議席雙票制」和「單議席單票制」，兩次皆由民意稍佔多數的「民主派」大獲全勝，以大約六成的支持度取得超過八成議席，大賺了不少「超額代表權」。 「工商派」就不用提了，因為當時他們本來就沒有太多「民意基礎」，在直選中無甚表現非常合理。倒是「親中派」本來也有三至四成的支持度，但卻僅得兩席，即10%的議席，當然覺得「制度不公」。
看過之前關於各種選舉制度介紹的各位，都會知道「民主派」之所以能夠1992和1995兩屆立法會直選中「大賺特賺」，其原因當然不在於他們「夠民主」，而是在於「碰巧」他們是「大黨」。*** 無論是MNTV抑或SMS，都是高度有利大黨的，尤其按照上篇所說的情況，當時的選舉呈現出高度「兩黨制」的形態，在「勝者全拿」的前提下，作為「兩黨」中稍大的「民主派」，賺取極多的「超額代表權」實在毫不意外。
為了遏壓「民主派」的「大黨優勢」，中方及「親中派」皆屬意回歸後的立法會地區直選改行「不可讓渡單票制SNTV」。 然而，由於SNTV被公認為「黑金溫牀」而惡名昭著，加上世上使用此制度的「民主政體」跡近於無，最後終於拍板決定回歸後的立法會直選議席，採用「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PRLR」。 這個制度受歐洲諸國廣泛採用，而且根據經驗，其實在數學上呈現的議席分佈結果與SNTV「相當接近」。
「比例代表制」向來公認是對小黨派比較有利的制度。 當然，這裏所說的有利，只是說小型政黨在這個PR中，能夠獲取與其得票率相差「沒那麼多」的議席，而不用像SMS之類的制度下，被大黨「屈晒機」而已。 因此，根據外國經驗，一般而言對「比例代表制」的「變項parameters」作出的調整（例如增設最低得票率的「入場門檻」），都是有利大黨，以避免議會「過度分裂」的。***
不過，香港的情況卻比較特殊，因為採用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阻遏民主派」這個「路人皆知」的目的。為了貫徹這個目的，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從一開始的設計就特別照顧「小黨」的利益，最明顯的就是在「餘額制」之下選用了「黑爾數額Hare Quota (HQ)」這個已較少國家使用的議席計算方法。因為若使用「特立數額 Droop Quota (DQ)」（或其他「數額」計算法），要獲得「完整議席」所需的票數就會減少，「大黨」在取得若干「完整議席」後，就會有較多的「餘額票」以在爭取「最後一席」了。
整體而言，香港立會選直選議席自1998年第一屆，到剛過去的2012年第五屆（首屆任期只有兩年），其規則和選區劃界均沒有改變。選舉方式以全港分為五區，每區以「封閉名單Close List」形式的「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PRLR」及「黑爾數額HQ」點票法，選出該區的議席。
不過，由於直選議席逐屆增加（1998年為20席，2012年已增至35席，但佔議會50%的比例則維持不變），故各區的議席亦逐屆增加。1998年各區的議席為三至五席，2000年為四至六席，2004年及2008年增至四至八席，到2012年再增至如今的五至九席。
由於這是我們現在使用的制度，相信各位對其本身已有相當的了解，加上從選舉制度設置而言，歷屆以來也幾乎沒有變化，所以這裏不打算再累贅地細講每一屆的具體情況，而會直接講述這個制度，對香港選舉、議會、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各種影響。這些影響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面，分別是最直接的「議席分配Proportionality」，然後是「競選方式Campaigning」，以及較宏觀一點，對整個議會乃至政治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從整體〈議席分配〉方面說起。
由於「比例代表制」從邏輯上而言，就是一個希望議席能夠按照各黨派得票率「公平分配」的制度，因此評價一個「比例代表制」選舉是否「成功」，就是其結果是否「達到目的」，即議席「按得票比例分配」。
若將香港政界簡單劃分為「建制」和「泛民」兩大「壁壘cleavage」，並以過去五屆全港五區作平均計算，兩派分別的得票率一直維持約六四之比，與其各自所獲得的直選議席數目亦大體相符。 另外，兩大陣營中的「大黨」亦無顯著「超額代表權」優勢。 從這個角度而言，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大致上算是「成功」的。*** 不過，這個情況在剛過去的一屆似乎有變，詳情下面再說。
從1998年至對上一屆的2012年，選舉中有一個「變項」的改變，顯然特別重要。這就是由於整體直選議席的增加，而各選區的範圍和劃分方式均保持不變，故此各區所能選出的議席數目，自然就是逐屆增加了。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導致獲得議席的所需得票率不斷降低。*** 各選區的總議席增加，按「總有效票 ÷ 議席數」而得出的「黑爾數額」本來就已經相應降低，也就是獲得一個「完整議席」的門檻降低。
九龍東及九龍西選區的「黑爾數額」由1998年的33.33%降至2012年的20%；港島區由25%降至14.29%；新界東及新界西則由20%降至僅11.1%。不過，由於香港採用的是「最大餘額制」，因此各區「最後一席」的爭奪更能反映擠身議會所需的「真正得票」。
1998年的九龍西選區只有三個議席。縱觀世界上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地方，一個選區內只有三個議席實在極度罕見。 結果，當年 馮檢基雖然得票率達19.25%，但卻依然落選。 在大部分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在一個選區有這樣的得票，就算不是第一二大黨，至少也算是排行三四的中型政黨了。得票兩成也得不到一個議席，在「比例代表制」中應該算是「萬中無一」的特例吧！然而，到2012年，新界東的 范國威卻僅以6.16%的得票率，即獲得一個議席。相比之下，「入場門檻」差距的變化實在很大。
「買啦喂！好易中呀喂！」獲得議席的難度大幅減低，直接導致更多人參選，另一方面也導致政黨的「分裂」。當然，這兩點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1998年每區參選名單平均只有6.8張，其中得票超過3%，即不用被沒收選舉按金者，平均每區只有4張。然而到了2012年，每區參選名單平均增至13.4張，而能取回按金的「正經」名單每區平均高達9.6張。這個局面的出現，說明更多候選人是具「民意基礎」的，選民的投票意向的確比從前更離散、更多元。
這個現象當然也是與制度的結構本身直接相關。我們都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中，一個政黨要取得「額外一席」是相對困難的。 尤其是在「黑爾數額」計票法下，若以整個選區的「最後一席」為基準，一張「大黨名單」每多取一席，其實都需要「浪費」大量的選票。 在名單上排名即使只是第二的候選人，其當選機會相對排在第一位的「大佬」，其實已經相當「渺茫」。 因此，「只需相對少的選票即能獲取最後一席」，就成為制度結構上的誘因，促使政黨策略性地「分拆名單」，這在近來的選舉已成為慣例。
不過，大凡從政之人都有一種「超自信」，對自己的支持度作出有意無意、真心裝傻的「高估」。 每個政客都覺得自己出來選必然是「掂」的，最後往往「協商不果」，個別薄具知名度又或是有相當「地區基礎」的「第二梯隊」，就會盤算到即使退黨參選，還是有機會博得「最後一席」。 畢竟，僅需要6%-7%就已經「足夠」了。上文提到的范國威，正是由民主黨「出走」的「成功例子」。
這種「分裂」或「分拆」並不限於較為「缺乏紀律」的「泛民」，在「建制」陣營同樣出現。 「工聯會」的候選人從最初兩屆以「民建聯成員」身份參選，到2004年以「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政治聯繫申報，再到正式以「工聯會」作為獨立政團的身份參選，其實也是「建制陣營」內「分裂」的一種表現。
至於「分拆」方面，其實早於1998年第一屆選舉時，「前線」的 梁耀忠和李卓人，在新界西參選時已採用「分拆名單」的方法，結果二人得票分別為10.3%和12.45%（合計22.75%），均能成功當選。 當時沒有分拆名單的民主黨，得票雖有39.21%，比前線多近倍，但同也是只得兩個議席。 因此，2000年的選舉中民主黨也採用了分拆名單的辦法。 自此，「分拆名單」成為「泛民」各派的慣常做法，唯有「公民黨」除外。這是因為該黨不同候選人之間的知名度差距太大，因此必須以「單一名單」始能發揮「聯票效應」。 對他們而言，這個策略反而是「不浪費（明星候選人餘額）選票」的方法！
至於「建制陣營」方面，被稱為「建制派第一大黨」的「民建聯」其實一直到2012年，也就是剛過去的一屆選舉才正式使用「分拆名單」策略。 不過，「建制派」方面，其實也老早就明白，「民建聯」的選票基礎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例如，他們很難取得中產選民的支持。不過，Tree Gun拿不到中產選票，那范徐麗泰可以嗎？葉劉淑儀又如何？梁美芬呢？
選舉除了「泛民」和「建制」的「壁壘對立」外，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維度」。 因此「建制派」內也越來越多像 謝偉俊等「專業形象」候選人出現，以光譜內對「泛民vs建制」為較不敏感的選民為目標。 這類候選人當選為議員後，對「關鍵議題」外的很多議案，都會表現出與「民建聯」等其他「建制派」政黨不同的意見，支持政府議案的「密度」也較低。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但是「泛民」，就連「建制」方面，其政治光譜也日趨廣闊。***
從整個議會的角度來看，左右兩派都出現「離散現象」，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議會的高度「分裂fragmentation」。**** 上集提到，1995年的選舉呈現的，是高度近似「兩黨制」的局面。 即使到了1998年，議會內也有三個黨有雙位數議席，其中民主黨佔議席最多，有13席，佔總議席21.67%，而三大黨加起來佔55%的議席。 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明顯有異，議會中僅第一大黨民建聯有雙位數議席，與當年民主黨同樣是13席，但佔總議席比例下降至18.58%。（因為議席總數由60席增加至70席。）議會內五大黨加起來才有36席，僅僅過半。
當然，有論者會認為這種「大分裂」局面，其實是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方面的「陽謀」，為的是弱化議會的力量，從而鞏固香港「行政主導」的格局。不過，這說法其中也許存在一種「邏輯謬誤」，就是在香港「行政」與「立法」的權力關係未必是「此消彼長」的「零和」結構。 「立法弱」並不必然意味「行政強」，「兩者皆弱」也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局面。（抑或其實已經發生了？）
事實上，議會的「高度分裂」，對政府在一些並非如「政制發展」或「中港關係」等「大是大非」的議案上，對不同政團進行的遊說工作，平添了不少的難度，這也直接增加了施政的阻力。
另一個現在經常有人提出的問題，就是由於在現行「比例代表制」中得到「最後一席」所需的票數越來越少，這對從前也許永遠沒有機會走到「台前」的「激進路線」越見有利。當然，「激進路線」候選人的增加有其選舉制度之外的原因，特別是近年來很多傳統的「溫和路線」，似乎都不甚湊效，部分選民，尤其是「缺乏耐性」的年青人自然要求「升級」。 事實上，標榜「激進」的候選人及其總得票率每屆均有相當的增幅。梁國雄（長毛）在2000年參選新界東時，只得到少於二萬票，得票率不足6%，未能當選。 然而，當他在2004年以逾六萬票，超過14%得票率當選後，令「激進路線」看到了希望。
直到2012年，立法會中已有公認的「激進派」議員四名，佔直選議席超過一成。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制度結構本身當然也有關係。 舉例說，若實行SMS，「激進派選民」會認為自己的一票不可能「產生效用」，投票意欲自然就會大大降低。正是由於在現制度下，取得「最後一席」並不需很多選票，「激進派」的生存空間才會不斷增加。 其支持者看到選票當真產生效用，自然就會更積極參與投票，由此造成「正回饋循環」。***
若細心觀察，則會發現這種「極端路線」的取態，其實除了在「泛民」方面出現外，在「建制派」的一方也有跡可尋。 個別直選「建制派」議員表現出來的態度，可謂「極度保守」，以至於幾近「無視邏輯」。這也可視為某種「極端路線」的「政治形象」，顯然也能吸引部分選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