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50520
刑事法(十九 無罪辯護 3
蕭律師執筆
〈精神錯亂Insanity〉
「精神錯亂」是指被告在犯案時的精神狀態，在那時，被告可能患有永久性或間歇性精神失靈。這與他的精神狀況在審訊時正常是無關的。***
就算以精神錯亂抗辯成功，並不等於完全宣判無罪。 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雖然在法律上“精神錯亂”，但確有做過被指控的行為，其宣判應為“由於精神錯亂而無罪”。 法官或裁判司必須宣判被告要入精神病院羈留作治療（即「入院令」），或頒發以下三種命令之一：監護令guardianship order、監督令supervision order或 治療令treatment order。如果法例定下一個“固定刑罸”，如謀殺，法庭毫無選擇，必須判入院令。***
1996年以前，「精神錯亂」必引致入院令。 由是之故，亦由於在刑事法中對精神錯亂的狹隘釋義，精神錯亂不常作為一種辯護。 在1963年前當仍有死刑時，精神錯亂在謀殺案中較多用來作辯護，以避免當時的強制性死刑，但該年香港通過《殺人罪行條例Homicide Ordinance》，第三條（等同英國Homicide Act第二條）有「減責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的辯護，故此利用精神錯亂的辯護案例有所下降。但精神錯亂仍屬重要，因它與有關「無意識行為automatism」的辯護有關。
精神錯亂的原則源自英國1843年著名的M’Naghten案的判例，在此案中，被告企圖射殺內政大臣卻誤殺了他的私人秘書。 陪審團判被告無罪獲釋。上議院大法官定下以下原則：「任何人假設是神智正常的，除非能反證明其為不正常。 」
要精神錯亂成立，被告須以 “相對性可能”滿足以下要素：
（一）推理缺陷
被告「被剝奪推理能力」。
在Clarke（1972）一案，被告被控盜竊。他的辯護是由於抑鬱以致健忘。法官認為這等同提出精神錯亂辯護，被告遂改為認罪而上訴。 上訴庭撤銷他的判罪，並表示推理缺陷暗指喪失推理能力，而非臨時的喪失記憶。
（二）由於精神病
推理缺陷是起於一種精神病。 推理缺陷是一個 “法律上”的解釋，不一定等同 “醫學上”的解釋。在Kemps（1957）案中，被告患動脈硬化，不時會令他失去理性。在其中一次，他用鎚子襲擊他的妻子，令她身體嚴重傷害。 精神病被解釋為一種影響一般推理能力的病，包括此案中被告的病，此種病可以是臨時性或永久性的、可治癒或不可治癒的—- 這是「法律」上的涵義，不一定是「醫學」上的涵義。
此種辯護和「無識意行為」的辯護有所不同。 精神病能影響被告的心智功能，無識意行為是短暫失去心智功能。 為了分別這兩種辯護，法庭用「內在」及「外在」的因素去分別，如果是外在因素促成，那就是無識意行為。****
Quick（1973）案中的被告患糖尿病並且是一位精神醫院的護士，被控嚴重傷害一名傷殘病人身體。 他旁晚曾服用胰島素，但沒有吃午餐，隨後又飲了酒。當法庭裁決他的推理缺䧟是由於糖尿病而引致精神錯亂後，為了避免法庭會頒發當年強制性的入院令（即不再提出精神錯亂的辯護），他改為認罪。上訴庭推翻判罪，理由是他的精神狀況不是由於糖尿病而是由於使用胰島素，再加以酒精及沒有吃午餐。 所以被告的神智失常是由於外在因素，而不是一種疾病。這是無識意行為，而無識意行為的辯護應交由陪審團裁決。由於判罪理由不充份，所以推翻判罪。
在Sullivan （1984）案，上議院被要求考慮「精神有病disease of mind」的意思。在此案，被告患有癲癇症，一星期發作一兩次。 在一次輕微的發作中，被告傷害了比他年長的朋友。 醫學證供表示有可能在被告不知情下發生。當法庭裁決他的辯護構成精神經錯亂時，他改認毆打引致實際身體傷害罪。 上議院重新肯定M’Naghten案的原則，並裁定癲癇是一種精神病，因為被告的精神機能被損害至喪失推理能力，其病因是因為器官organic損害或是機能functional損害是無關的，也不論損害是永久性、過渡性或間歇性，只須在犯案時存在即告成立。
在Hennessey（1898）案，被告被控未經許可拿走了一部車，並在停牌期間駕駛。他是一個糖尿病患者而精神經常緊張，而緊張又影響他的血糖及所需的胰島素。他的胰島素份量不足，導致血糖過高。他以無識意行為去抗辯，聲稱在犯案時他的血糖過高，是在不自覺間的無識意行為。法官裁定如果他所說屬實，那是精神錯亂。上訴庭支持裁決，認為血糖過高是由一個內在條件，是一種精神病，緊張與焦慮不能視為外因。這案與Quick案不同，在Quick案的血糖過高是由酒精、食物及過多胰島素做成。
1991年以前，夢遊被視為無意識行為而非精神錯亂。但自Burgess（1991）案後，法庭視夢遊為一種內在原因的精神病，除非有清晰的外因證據。在此案中，被告以暴力傷害一個女子。他辯解他犯案時是在夢遊中。有醫學證據指出，被告犯案時的行為是由內在因素引起的夢遊。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裁決，證據顯示是精神錯亂，符合M’Naghten案的原則。此案的裁決並沒有否定：如果夢遊是由於外在因素（如酒精），則是非精神病的無意識行為。
（三）被告不知道他所做是錯誤的
如果喪失推理能力是由精神病引起，被告必須證明他不知道犯案行為的性質，或不知他所做是錯的。
Windle（1952）：被告的妻子經常說要自殺。 他誘使妻子服食了100粒阿斯匹靈，殺死他的妻子，認為這樣對妻子有好處。 雖然有證據顯示他有精神病患，但他知道這樣做會問吊（死刑），即是說他知所做的為法律所不容。上訴庭維持他的判刑，認為法庭不應以道德上的錯與對去裁決，而應根據甚麽是違法。 所謂「錯」，意即違法。****
〈法庭程序〉
精神錯亂是一般舉證責任與標準的例外。
因此當被告以精神錯亂作為不適宜答辯的理由，他就須以 “相對可信性”的標準去舉證。醫學證供是必需的。 較常見的是，被告提出他的精神狀況，引出無意識行為或減責的辯護。 如此，控方則可以用帶出精神錯亂的問題，並舉證至 “無合理懷疑”。
在某些情況下，陪審團可以回應一個誤殺罪名以代替謀殺罪。如此，被告在辯護上就有多個選擇，包括精神受損或疾病作為代替精神錯亂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