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150605
權力：基進觀點 (上篇)
執筆人：蟬
《權力：基進觀點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ition, (2005) Steven Lukes
此書於1974年初版，本文簡介當時的權力學說發展背景。 然而手頭的卻是此書的第二版，出版於2005年。 Lukes於三十年後才再版此書，並非因為出版社要發行經典版，而是為了回應學界對他的基進觀點提出的批評。 本書的第二和第三章是全新的內容，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和發展，Lukes保持他的原始觀點，並為其作出辯護。
此書的理論未必最具影響力，但正如 陳墇津先生指出， Lukes的貢獻在於指正美國學術界對「實證主義」偏好造成的狹獈視野，引進歐陸觀點，再闡釋個人的思想，令權力理論的發展變得立體和充實。
本書篇幅短，但極為充實，惟必需對權力理論的發展過程有基本認識才能掌握其內容。 本篇以 吳叡人教授的精彩導讀和原書導論為骨幹，極簡地介紹基進觀點的發展背景，並在下篇才介紹Lukes的理論。
〈密爾斯與達爾的對話〉
美國一直自詡是民主國家的典範，正義的代言人，然而這種傲慢的姿態早已受到學術界猛烈的批評。美國社會學大師 密爾斯 C. Wright Mills 在1956年出版名著《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以左派觀點分析並拆穿所謂「美國夢」的假面。
密氏認為美國社會隨著資訊與權力工具的日益集中，某些人佔據了制高點。 他們有能力決定去（或決定不去）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無論其是否有意識地這樣做。 他們掌控了現代社會的主要階層與組織，而權力、財富與名聲都集中在這些制高點上面。
在美國，被喻為當代權力 「菁英理論power elite theory」 之父的 杭特Floyd Hunter，在1953出版著作《社區權力的結構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當時曾引起廣泛的討論。
杭特指出政策制訂者主導著政策項目，並且不認為有必要就細節去徵求人民的同意，而社區裡的一般人也 “願意”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慢慢地人民對於掌權者決策的遵循成為習慣，相同情況轉移到重大議題的處理上面。***
由於下層結構（基層人民）對社會價值體系影響輕微，而上層領導者在重大議題上面價值觀趨同而少異，於是令到人民成為沉默的群體。 即使下層結構中的專業人士和智識分子有話要說，也不會受到注意：社會中向下流動的資訊要比向上流動的來的多。****
這些來自左派的理論當時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討論。 除了功能主義大師 帕森斯對此作出回應外，最著名的莫過於當代政治哲學大師 道爾Robert Dahl的回應。
道爾在1961年出版《誰統治Who Governs?》一書，批判密氏的權力菁英論，並試圖申明美國是一個權力分散的「多元主義Pluralism社會」。
道爾認為密氏和杭特都沒有嚴謹地以案例去檢驗他們的假設，他指出權力菁英論要站得住腳，必須找到實例去佐證。 他認為一個社會若是存在著所謂的 “統治菁英”，必須嚴格檢測並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1. 假設的統治菁英是明確定義的團體；
2. 假設的統治菁英在一些重要的政治決策案例裡，顯示出其偏好與其他團體相對立；
3. 在這些案例中，菁英的偏好通常是獲勝的。
道爾提出的方法論令《誰統治》一書成為經典研究。 他以耶魯大學所處的 新紐芬New Haven的權力與決策過程作為研究對象，透過以決策為焦點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即以權力之行使來辦識其存在*****，並「測量」有關地區重要議題決策的勝負。
道爾把決策過程視為利益衝突的狀況，能反映團體在個別政策立場的偏好，如有個別團體在決策中擊敗對立團體，那便是權力的行使。 因此「權力」在道爾的理論中被認為是有意且主動的存在***。
道爾批評「統治菁英模式」由馬克思主義啟發，嘗試以階級鬥爭去解釋權力的運作，然而其理論是缺乏實證支持的。
〈實證主義的盲點〉
道爾的精采觀點在學界引起極大迴響，當中不乏批評的聲音。 批評者認為多元主義者對於「民主」概念的理解過於“務實”。以 熊彼得的說法來演譯，即「民主」只是個人透過爭取選票而獲致政治決策權力的制度設計。*** 這種將民主視為方法的想法是一種悲觀主義，並且對民主提倡的權力平衡抱持過於狹隘的觀點。
在眾多的批評聲音當中，以Peter Bachrach與Morton Baratz比較有代表性。他們提出多元主義者礙於其研究方法，無法察覺權力擁有的「第二面貌Second Face」。 權力並非只反映在具體決定之中，透過影響社群價值的政治程序和儀式，某些人或團體可以將決策限制在相對來說較無爭議的議題上面，儘管該社群中存在著嚴重但隱藏的權力衝突。
當某個人或團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創造或強化了對政策衝突的公共討論的障礙，便是擁有權力的證明。****
若以美國著名政治學者Schattschneider的說法，則所有政治組織形式都具有利用某種衝突，並壓制其他衝突的偏見， 因為組織就是 “偏見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 某些議題會被組織入政治生活當中，而其他議題則被排除在外。
然而，這種「非決策制訂nondecisionmaking」又該如何研究並調查呢？尤其是這些影響超越了幕後的議題設定，以及對潛在對手的整併或籠絡；它更可能是無意識的，並包含了價值的影響與儀式的效果。
Bachrach與Baratz於是提出：若要呈現出權力的第二面貌， 就必定要觀察到衝突。 如果無法觀察到衝突，則只能假設共識是 “真實”的。
Lukes的基進觀點始於此。他對 “權力的存在”要以決策和衝突去表現的說法亦感不滿。 權力既可以取得同意為目的，為何要將權力侷限在兩個面貌之上？下文將詳述Lukes的權力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