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150916
世界史的結構(四) 帝國、自由城市 與 現代國家
掌門執筆
人之初,與野獸無異; 群居採獵,製作石器,繪畫洞穴而後有文化. 冰河消退,農業勃興,形成氏族社會,遂有政治制度. 根據柄谷的見解,由於社會內部矛盾之推移, 主流行 “交換模式A互酬” 的氏族社會逐漸為行 “模式B再分配” 的國家社會所取代.***
國家以征服戰爭互相兼併, 最終形成跨域性的
〈世界帝國〉.
按照 韋伯類型學定義, 「國家」需要具備a官僚制度,b稅收系統, 和C常備軍. 那麼世上首個 “世界帝國”是 居魯士Cryus建立的 「古波斯帝國」.
世界帝國是古代國家的最成熟形態,*** 其經濟基層結構就是 “掠奪–再分配模式”. 帝國以武力從非常廣闊的農村範圍索取貢賦, 官僚、稅收和中央軍的建立都是為了達成搜刮糧食剩餘的戰略目的. 並由此衍生出 都城文化、書寫系統和普遍宗教等等上層結構.***
古代帝國的統治力度有限制, 地方基本上由農業共同體按傳統方式自治,*** 即是按 “模式A互酬” 訂立的親族法則組織.
至於帝國的都城, 又或交通樞紐的工商業城市, 其市集則會按 “模式C市場” 運作, 但帝國必然嚴加規管, 甚至以 “官營” 方式壟斷主要利源.
因此,在帝國的內部,模式A與C結構性存在, 只不過要順從模式B的主宰地位, 成為一種輔助制度.
〈封建制度〉
西歐的封建制度出現於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日耳曼蠻族入主中原之時. 日耳曼人頑固地保留著氏族社會的傳統, 君主是大酋長,與支持他的氏族首領維持著舊有的互酬關係. 君主接收了羅馬 “奴隸制莊園” 的生產架構, 將莊園轉化為「采邑/封地」報酬支持者, 又將附著土地上的奴隸轉化為「農奴」勞動力, 以供養重裝騎兵武士. 封建制度起源於墨洛溫,至卡洛林王朝而大熟.
在封建制度下,「領主–封臣」性質上是雙邊的契約關係, 封臣固然有兵役和納貢義務,領主也有提供保護的義務. 如果領主未能履行義務,封臣有權解除關係, 從這點可清楚看到“模式A互酬” 的構造.
歐洲的封建制度是帝國模式B崩潰後,氏族社會模式A的復辟.**** 然而,那是一種吸收了帝國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工藝, 以更為精緻的方式構成的 “高次元回歸”.
同理, 在封建主義的內部,模式B與C也作為輔助制度而結構性地存在. 從朝廷的中央組織、徵稅的方式可以看到模式B的遺傳;而市集,尤其是口岸城市,則繼續按模式C運作.
〈自由城市〉
是中世紀西歐獨特的政治產物, 其起源是以手工業「同業工會」為骨幹的城市居民共同體向封建國家支付 “贖身費” 和年金,以換取「自治」的權利.****
1112年科隆新城的市民結成「誓約共同體」, 得到封建領主 科隆大主教的承認. 更劃時代的大件事是 佛羅倫斯在1115年宣稱成為 “自由城市國家comune”, 主導獨立的是毛紡業為首的同業工會連盟. 全盛時西歐共有3,000個以上的自由城市, 反映出封建國家的弱勢,與及都市金融力量的強橫.
自由城市既然由工商業連盟實行自治, 其政治形式定必是「議會民主制」; 而工商業者自然成為「布爾喬亞(ie資產階級)」,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政制」的發端.*** 主宰這股運動的就是 “模式C市場” 的活力, 敲起絕對王權喪鐘的歷史事件 “美國獨立革命”和 “法國大革命” 都是由城市資產階級發起的.
模式C革命取締了絕對王權, 在全球建立了
〈現代國家〉.
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市場(ie模式C)從來只能居於附屬地位, 尤其是慣於依付帝國(ie模式B). 究其原因, 農業氏族社會(ie模式A) 重視互酬, 對市場的排拒感強烈; 兼且工商業不發達,市場淺窄,不成氣候. 反之,帝國都城四通八達,工商業繁盛, 而王室每每壟斷遠距離貿易利源,促使其重視市場運作. 另一方面, 對商人來說依從單一王權較有保障, 遠勝於與眾多區域氏族長交手.*** 此所以大革命發生於歐陸第一大城巴黎.
資產階級革命幾經波折, 透過「拿破崙戰爭」輸出到整個歐洲; 再費時百餘年,隨著殖民活動, 「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傳遍全球.*** 一戰前後 愛新覺羅、羅曼諾夫和鄂圖曼王朝遭到毀壞,二戰更原則上清洗了所有殖民地, 全球煥然一新,紛紛建立了「現代國家」.
據柄谷的說法, 現代國家的質性是 “三位一體”, 而三者並不同源. 三位分別是「資本主義(ie自由市場) 機制– 國家– 民族」, 這裡極需強調的有兩點:
a市場機制主宰大局,因此 財產權、個人及企業自由、人權、司法公正等核心價值受到壓倒性推崇,雖國家和民族不得干犯之.
b「國家」定義為統治架構和裝備,「民族」定義為國民身份認同,份屬不同範籌.
三者本源之不同, 在於資本主義機制從屬模式C,由自由城市而來;國家從屬模式B,繼承自帝國;而民族則從屬模式A,是氏族和封建人身關係的變形.**** 這個「C–B–A裝組」是三大模式的現代版結合, 而主角變換為C.***
馬克思以 經濟體制為「基層結構」, 而以 民族和國家為「上層結構」。 柄谷斗胆推翻祖師爺的定說, 認為「民族」和「國家」本身也是基層結構, 直接來源於不同的交換模式; 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 共同形成現代社會的基層結構.
新型「國家」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纂奪了傳統王朝的統治機器而成立的, 其 “絕對權力” 的本質無大改變, 只是主權者身份由王室變為 “議會”, 而統治形式更傾向於 “法治”.
但新型「民族」卻是現代新創之物, B. Anderson所謂「想像中的同共體」是也. 姑無論是出於 血緣、語言抑或文化同質性,甚至只是純粹的虛構, 有一點很重要,民族是 “永續” 的,因而具有家族和宗教的精神性質, 要求成員們按互酬模式交接,即有義務支援身份相同人士. 並且設想 “小我” 是連續的 “大我” 長河的一點, 因而有承先啓後的責任.
在這個鐵三角關係中, 國家的作用是救濟市場過於鬆散,缺乏凝聚的失陷;而民族則救濟國家過度嚴苛,缺乏溫情的不足.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