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151113
西方憑什麽 (朝日版)
朝日執筆
《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2010) Ian Morris
朝日第一次接觸這本巨著，就已經強烈感覺到此書（的出版商）顯然是以某「崛起中大國」的國民為目標讀者的。 書名雖然指出了（不能否認的）現狀──「West Rules (the World)」，但同時卻不忘強調這只是現在（暫時）的狀況。言下之意，「東方」再次超越「西方」並非不可能，甚或更是必然之事。不過，「鬼佬書」向來喜歡將重點放在副題。本書的副題《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也許才是作者作為歷史學家真正關心的事。
然而，書的大標題已經足夠讓大國相當受落了，故此在本書出版的翌年，簡體中文版《西方將主宰多久》，就已經由位於北京，屬於「全國中央級出版社」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書名的意思更加明顯，「西方」對世界的主宰「不久矣！」至於繁體中文版，則直到今年（2015）才由台灣的 雅言文化出版。書題為《西方憑什麼》，顯然沒有了英文原版的「for now」和簡體中文版「多久」的味道。不過，為了迎合「中華以外的大中華共榮圈」讀者群，還是加了一個不甚恰當的副題──「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說其不甚恰當，是因為書中的論述其實是由七萬年前「意識大爆炸」和「出非洲」為起點，「五萬年」不知從何說起。至於書中的「中國」，也並非「一直落後」。不過這些並非重點，這裏也就不作深究了。
朝日之所以說本書是以強國為對象，固然是因為其書名，但更重要的是其內容。若曾修習過傳統國術兵器套路者，都會發現一個相當明顯的現象，就是在大多數「對拆套路」中，其中一方都是「長槍」，例如「單刀進槍」、「雙刀拆槍」、「九節鞭對槍」、「大掃子破槍」等等。何解？因為「槍」為「百兵之王」，確實威力強大，故所有其他兵器均以其為假想敵也！Morris書中以「西方」和「東方」作比較研究對象，其中「東方」指涉的相當穩定地是「華夏文明」，而「西方」卻不斷「搬龍門」，由美索不達米亞而埃及而希臘羅馬而西歐甚至美國。也就是由六大派高手車輪圍攻光明頂，這不啻是對我泱泱中華最大的抬舉！只是，在朝日「大中華文化身分認同」自High之餘，仍是認為，若作為比較基礎，這種實質上是以一對多，以（相對）「穩定核心」對「多元離散」的方式，顯然是並不合適的。
雖則作者舉出了經典的「亞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作為「東方」與「西方」存在「清晰可見」分界的證據。（有關「亞舍利手斧」和「莫赫蘭線」的詳情，可參閱《掌門天地》讀書札記151005）。這個由美國人類學家 莫赫蘭Hallam Movius早於1948提出的理論，經過多年來無數的質疑和批判，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是否仍是如此堅實，姑且不論。即使是Morris書中往後的論述，也似乎並沒有就此將「莫赫蘭線」視為「東西方的分界」。相反，其「西方」的定義相當「游移」。雖然作者提出了「文明核心區」之說，意圖為其「搬龍門」自圓其說，但若「西方」不同時期的「文明核心區」，其實並不屬於同一文明或文化，將其籠統地稱為「西方」又有多大意義？況且，「印度次大陸」究竟是否屬於西方？「阿拉伯世界」又當如何視之？這樣的問題太多了。
不過，在朝日看來，欣賞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最重要不是看其得出的結論，而是其獲得結論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方法論」。Morris此書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其以「能量取用」、「組織能力（城市規模）」、「資訊處理」，和「戰爭力」四個方面，建立了一種量化的「基準指標」，用以比較不同文明的「發展程度」。
固然，選取此四項數據是否恰當，本身已有可議之處，（須知其提出的首三項其實都可從最後一項「戰爭力」得以反映──取用能量有效率自然「更好打」；組織（拖馬）力強自然「更好打」；資訊處理（指揮）好自然又「更好打」。順帶一提，現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用以評估各國「發展程度」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則是以「預期壽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以基礎數據。）但想到建立一套「比較基準」，本身已是一項偉大的創見。無怪乎其行家，另一位以研究世界經濟史著名的哈佛歷史學教授Niall Ferguson，稱讚Morris是在嘗試建立歷史學的「統一場論」（物理學中對建立一個能夠解釋「重力」、「電磁」等「基本交互作用」的「單一自洽的場論模型」，目前尚在「嘗試中」。），誠非過譽。
朝日初看這本書，就不期然想到以色列學者Yuval Harari的名著《Sapiens》（簡體中文版：《人類簡史》／繁體中文版：《人類大歷史》）。兩者都具有恢宏的歷史氣魄，都是從七萬年前「出非洲」的「天地玄黃」開始說起。不過到了最後（當然只是指「現在」，我也不希望「現在」真的已到了「最後」），以副題「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看來，Morris希望做的是「鑒古知今」，以至揭示將來。不過，從他建立「比較指標」的幾項「基礎數據」，他關心的更多是「硬數據」，正所謂「發展是硬道理」，這除了又碰巧對上了大國的胃口外，還非常切合他計量經濟史學家的身分。至於Harari《Sapiens》的初版書名為《From Animals into Gods》，他描寫完人類過往七萬年歷盡萬難的「奧德賽史詩」後，在書的最後貫徹了其「左膠」本色，提出了一個疑問──好了，做了幾萬年野獸，好歹掙扎拉扯了幾千年，現在我們成了上帝了，但我們真的比從前快樂嗎？這種「成功」稱得上是「階段性勝利」嗎？二人的「終極關懷」，似乎正正反映出「經濟學派」和「人類學派」涉足歷史研究的主要分歧。
另一方面，作者也似乎把「地理因素」描述得過於「強大」。地理因素對於地區發展，在越古早之時確實越為關鍵，但卻未必一直能夠保持著同樣的影響力。各區域文明的形成，固然得力於地理環境，早期文明的許多特徵也可能由不同的地理因素所形塑。然而，文明發展過程中，除了地理因素，往往還會因著一些偶發性事件，為文明烙上了各種的文化特質，這些特質的「有機成長」，反過來又會推動文明以難以預料的方向發展。當一個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規模，並建立了穩固的文化規範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就會大幅降低。例如中國自從秦皇統一政治，漢武統一思想後，「大一統」就成為華夏文明的一種「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在理想層面表現為「天朝思想」，在現實層面則表現為向周邊地區作穩定而緩慢的（農業）擴張，而傾向規避高槓桿高風險的遠程拓殖。另一方面，「大一統信仰」令中國長期處於（名義上的）「統一」狀態。這顯然是一種「自我實現」，而「統一狀態」與「統一信仰」之間也不斷互相強化。長期（政治和思想上）的「統一」，令華夏文明缺乏「競爭精神」，這也是令「冒險」成為禁忌的原因。
Morris書中說「是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歐人横越大西洋比東方人横越太平洋更容易。」由此他認為大明高官對鄭和的禁制，其實與伊莎貝女王資助哥倫布冒險，同樣是做了「對的事」。朝日對Morris此說並不認同。什麼是「對的事」？稍有歷史感的人大概都會認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所謂的「對錯」，其實只是相對於倫理價值而言，而非以「效益」為評價標準。這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因素」的問題。
有軍事名言曰：「沒有任何一個天嶄，比由一群勇武壯士守護的城堡更難逾越。」以鄭和當時所擁有的技術和資源，只要有心為之，就算在太平洋群島「跳島作戰」，也終有一天可以到達美洲。太平洋再難克服，也只是「地理」的阻隔，又如何及得上「天時」──「千餘年文化壓力」的障礙呢？這股巨大的力量，除了影響著大明廟堂上的袞袞諸公外，更重要的，還同時深植在鄭和本人，還有他整個團隊的心坎之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