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60108

刑事法(三十四) 誤殺2

蕭律師執筆

 

〈b 不正常的醫學病因〉

「減責」的第二個要求是「神經不正常」 （不論是精神學上、心理學上或身體上的），必須起於醫學上認可的條件。

 

法例上雖並無明言一定要醫學或其他專家證供，但一般是需要此等專家的病原證供，去確定被告的神經不正常是否符合法例所指定的一個或多個因由（詳列於香港《殺人罪行條例》第3（1）條）—- 通常是由於弱智、任何內在原因、或由疾病或受傷所引起。

被告是否神經不正常是陪審團要回答的問題，但它的病因是專家證人要回答的問題。 醫學證供一經提出，陪審團必須考慮之，同時也要考慮其他證供，包括殺人的性質、被告殺人前、殺人時及殺人後的行為、及其任何神經不正常的歷史。

 

Ahluwalia（1992）：被告是一名亞洲女性，在安排的婚姻下嫁與死者。死者經年對被告施以暴力和虐待行為，並以與另一女人有性關係去奚落她。一夜，死者在恐嚇要毆打被告後睡覺，被告在死者的睡房放火，結果死者被燒死。被告被判謀殺，上訴。

在上訴庭，被告提出新的醫學證供，大法官認為原審法庭判罪證據不可靠，下令重審。在重審時，被告願承認誤殺，獲法庭接納。

 

神志失常intoxication與減責

一般而言，僅僅服藥或醉酒而引致精神不正常是不會挑起「減責」的訴求，因為使用藥物或烈酒並沒有在《殺人罪行條例》第3(1)條）中列為條件之一。但（在下述Tandy案中）如果被告由於以往重複的酗酒習慣，以致酒醉達到某個程度，使他或她的大腦受傷害而嚴重影響其判斷力或情緒反應，酗酒變成非自願（即是說無法抵抗飲酒的衝動），酒醉仍可提出作為「減責」的理據。

 

Tandy（1989）女被告是一個酗酒者，在知悉她的11歲女兒常被她（被告）的男友性虐待時，將女兒扼死。被告事發當天曾飲了大量伏特加。

法庭面對兩種互相衝突的證供：在醫學證供下，酗酒是否一種精神病？或是被告在“自願”情況下飲下伏特加酒？大法官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被告的精神不正常究竟是酗酒後的直接結果、還是她飲了伏特加酒的結果？如果被告簡單地不能抗拒飲酒的衝動，她就不可能倚賴減責的辯護。這宗案件在「減責」的範疇中呈現出若干困難，而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庭的裁決，撤銷被告的上訴，維持謀殺的判刑而判被告必須終身監禁。

被告不久在獄中自殺而死！你覺得這樣的一個被告能否證明她是在非自願下飲下第一口酒？

 

Atkinson（1985）： 被告18歲，偷了一些烈酒與朋友共飲。之後他們走去夜盜，但被77歲的受害人所阻，被告重拳毆擊受害人，以致頭骨破裂而死。審訊時有醫學證供證明被告有嚴重弱智，而酒精亦與事件有關。

上訴庭撒銷上訴，但同意對陪審團應作如下邏輯性次序的引導：

「在較可信性原則下，被告的辯護須你們滿意— 如果被告沒有飲酒，（i）他會殺死受害人？及（ii）被告當時是在減責情況下殺人？」

 

Dietschmann（2003）：被告是一個吸毒者，和比他年長一倍的“伯母”忘年戀並同居。被告後因犯事囚在獄中。 “伯母”常往監獄探望他並每天都給他寫信。但“伯母”在1999年六月去世，他在七月二日出獄，住在朋友家中。在十三日，他獲醫生處方給與一些抗抑鬱藥和安眠藥。在十七日，他在朋友家中飲了大量的烈酒但沒有醉。被告的手錶在跳舞時跌落地上。被告怪責那是V毁壞了他的錶，那是他的“伯母”給他最後的禮物。被告拳擊及腳踢V致死。

 

被告被判謀殺罪成。上訴庭撤銷上訴，但上議院各大法官一致批准上訴，並交還上訴庭去決定是否撤銷判刑，或改判誤殺，或將整件案件重審。結果上訴庭下令案件重審，被告再被判謀殺罪成。

 

這宗案件複雜處在於：既存在精神不正常，又夾以酗酒的「神智不清」──前已討論過──的問題。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庭對陪審團的引導是錯誤的。Hutton大法官認為當案情涉及精神不正常及酗酒濫藥、或吸毒等問題，對陪審團的適當引導應如下：

「被告是否令你們滿意，他即使沒有飲酒，他的神經不正常實質上損害了他的精神責任，或者你們根本不滿意？如果你們滿意，他的謀殺罪就不成立，你們可判他誤殺。如果你們不滿意，他的「減責」辯護就失敗。」（「減責」辯護失敗，謀殺罪名就成立。）

 

 

（下次講C失控 Loss of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