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1604通敵
講者：掌門
《通敵Collaboration》(2005) 卜正民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這字沒有對等的中譯詞, 其字義為 “非一般的合作”,暗含貶義. 這字的意義在當代生出突變, 事緣1940年德國軍事侵占法國, “法奸” 貝當Philippe Petain元帥在Montoire火車站歷史性會晤 希特拉之後, 發表著名的投降宣言： “兩國之間已經在構想合作Collaboration”. 這字自此時起解作一種特定的合作形式—「通敵合作」.*** (以下簡稱為 “通敵”)
戰後法國政府對通敵者進行了政治清算; 而史學界則對通敵行為進行了學術研究. 當代西方史學重視實証,力求避免情感訴求和道德立場扭曲敘事. 法國史家先對「通敵合作」給出了定義. 一個平民在淪陷區生活,必須遵從占領方的諸多規定, 這人無論行為上如何與敵合作, 甚至是衷心順服的,也不叫做通敵者. 叫得上通敵的人必須擁有權力, 在占領方指導下參與政治管理, 而不論其動機之公私善惡.***
本書的副題《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和地方菁英》點出了占領者和通敵者的垂直權力構造和雙向互動關係.***
〈通敵行為的結構〉
為何需要「代理人」角色的通敵者,而不是由占領方自己直接組織治理班子呢？答案很單純,直接治理成本過高,尤其在地方層次.***
法國的通敵合作形式與中國的有著結構上的差異, 法國的作法是「自上而下」的, 由 貝當的 “維琪政府”以原有制度和人手繼續治理, 只不過要 “配合” 納粹德國的戰爭需求,供應資源以換取安全. 所以整個淪法國大體上維持著社會和經濟穩定.
中國的情況就惡劣得多了. 中國絕不投降,政府遷往四川, 淪陷地區行政制度全面瓦解. 頑強的軍事抵抗造成戰火連天,各地基建毁壞,社會經濟崩潰. 因而日本人的作法只能是「自下而上」, 先在縣級層次重建秩序,然後上溯至省級管理.***
綜合傳統和當前的地方狀況,加上治理滿洲和臺灣的經驗, 日本軍方早為之計,成立了「特務局」. 該局的工作是大軍所到之處,緊貼跟進, 首要任務穩定地方治安,避免人口繼續流失(華中城鎮人口被占領時約莫流失一半.); 進而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這才能收取稅款; 最後是組織地方「自治政府」, 達成 “共存共榮” 大業.***
本書是對特務局人員和地方通敵者互動行為的研究, 史源來自特務局的業務報告(部分尚存於日本自衛隊東京檔案室.), 特務人員的日記和回憶錄, 淪區倖存者的見聞錄, 通敵者的供辭,與及 滯留外籍人士的回憶錄等等.
我們對「特務機關」和「漢奸」的職能誤解良多. 首先是特務局的功能, 它並不是打擊抗日地下組織的情治單位, 而是促進和恢復地方社會經濟秩序的多面推手.*** 它的職能不是鎮壓和榨取,而是懷柔和扶植; 它不搞破壞, 搞的是“建設”.
其次,特務局雖然隸屬軍隊(在戰區,一切都隸屬軍隊.),由軍官統率, 但它的人手編制卻全自 “民間” 借調. 特務人員絕大部分來自超大型經濟體「南滿株式會社」, 具備書寫能力,並且精通漢語.*** 他們在滿洲先接受作業培訓, 編組成數人一組的「宣撫班」, 緊隨占領軍脚步進駐華中各省大城鎮,特別是縣城. 顧名思義,他們的工作是宣傳和安撫, 身份角色是「大東亞主義」(教條是反西方殖民主義,東亞諸民族 “共存共榮”.)傳教士, 雙手是不沾鮮血的.*** 他們是公關 “專門家”, 負責攏絡地方菁英, 籌組城市「自治委員會」, 最後過渡至「(偽)縣政府」.
〈真相消失於歷史〉
「Truth disappears with history. 」是 加拿大(斯里蘭卡裔)小說家Michael Ondaatje在其名著《Running in the Family》中的金句, 意指在歷史敘事中因為叙述者種種利益或意識形態立場而導致偏離真相.***
本書的末章「真相消失於歷史中的四種方式」屬歷史哲學,探討中國人書寫 “通敵者歷史” 的意識形態困難. 壓倒一切的是民族主義情懷; 其次是政治立場; 第三是人道主義義憤; 最後是道德批判.**** 這四種心理偏差使中國人不能,甚或不敢書寫真相, 在中國人的日本侵略敘事中,日軍必然是殘暴的,漢奸必然是邪惡的,游擊隊必然是正義的…..
其實這四者也是所有歷史敘事的共同 “魔障”, 作者認為在於前三者,只要清楚知道作者的 “利益立場”, 便可進行解構,評論家和讀者都易於調整認知;*** 唯獨道德批判深植文化內核,很難廓清拔除.
但更困擾的卻是,道德批判確有其人文價值, 人類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對道德觀念進行整固及再批判.*** 於是歷史敘事與道德批判糾結不清, 史家並非自然科學家,工作時極難 “置身於事外”.
(似乎是某部電影的情節) 「日本軍官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 」*** 這段叙事的字面意義完全正確. 然而這是 “真相”嗎? 這是真相,但卻不是真相的全部.
這起中外關注的「金陵女子學院事件」發生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之後. 城中原本的100萬人口,城破時估計最少仍有25萬人, 日軍連日炮轟,很多建築物毀壞,難民人數增至約4萬人. 由於各所大學已隨政府撤走,最大的難民營遂設在南京大學校園; 而金陵女子學院校園則成為一所婦女(和兒童)難民營,由美國傳教士 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主持.
根據「國際委員會」主席 德國商人John Rabe的現場記述, 事件的真相是這樣的：12月26日日本軍官進入 金陵女子學院女難民營 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魏特琳拒不交人. 正不可開交之際,一名「紅卍字會」執事從容進前, 以親切的口吻向在場女難民發言勸說, 出人意表地,有相當數量的年輕難民女子站了出來,毫無蹙容地隨他離去. 魏特琳為之目瞪口呆！ 顯然這些女子原本就是妓女,現時只不過是重新就業.
據作者考証,這位執事先生極有可能就是「自治委員會」的要角—江湖人物王承典. 自委會此刻剛成立了三間慰安所,事件可以合理地解讀為深知城中虛實的王典鼓動日本軍官前往女難民營尋找妓女以足實慰安所. 再看深一層,自委會的當前要務是恢復城中秩序, 成立慰安所可以滿足士兵的性需求,減低他們強姦民女的機會. 這對軍部、自委會和市政事務都有好處, 因而得到順利執行. 這才是合理的歷史重構, 但在 “三必原則”重力場扭曲下,真相消失於歷史.***
〈通敵者〉
「紅卍字會」的職能相當於「紅十字會」,由城市菁英統籌, 淪初期在各處城鎮提供緊急社會服務,是極其重要的慈善組織. 南京的紅卍字會由向有“老善人” 之稱的富商 陶錫三主持. 因應沉重事責, 該會會員人數迅速擴充至六百人, 並且不畏譏評,與日方通力合作,以維持賬濟服務. 該會的骨幹人士也因這重干係,很快被特務機關 “賞識” ,“提拔” 進「南京自治會」,成為正牌漢奸. 光復後,紅卍會因涉嫌通敵遭到解散, 其重大貢獻全遭忽視抹殺.*** 陶錫三曾出任自治會主席,「漢奸罪」成立, 被 “輕判” 入獄兩年,年邁死於獄中.
南京淪陷時,城中有二十多位自願留下的西方人士,大部分是美國人和德國人.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組織, 按照國際法將部分城區劃為中立地帶,雙方戰鬥人員不得進入, 但平民則獲邀入內尋求保護. 國委會接管了難民區市政,使占領軍很頭疼, 但該會必須以委婉的姿態與日軍合作,以取得資源和權力, 按定義,他們也是通敵者. 西人數目極少,只擔任領導和交涉工作, 實務由紅卍會的人負責. 他們和紅卍會及自委會的人因工作關係都很熟悉, 留下的紀錄是 “南京漢奸史” 的可靠史源.
在淪陷的南京城, 圍繞著市政管理權和權力正當性展開了多元博弈. 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日本非常重視其地位, 很想在這裡扶植一個反國民黨的(或者起碼是反蔣介石的) “中國政權”, 然後作為 交涉及操控的對象, 以求盡早結束這場代價高昂的戰爭.***
獨特的「國際委員會」的存在使事態複雜化, 它具有國際認受性,日本尤其忌憚德美兩國, 故而對國委會的主事者尚算禮待. 另外,國委會在安全區很受支持,市政要靠他們才能運作, 領占軍也不得不賣他們的賬.
由於南京地位特殊,軍方設置了名為「特務機關」的部門執行一般 “宣撫班” 的作業. 特務機關對國委會非常不爽,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建立地方“秩序”, 而這一任務現時卻由西人一手包攬. 更諷刺的是,特務機關的宣傳說詞是把中國人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但眼前的中國人卻跑去尋求西人的保護.
特務機關的對策是盡快成立具代表性的地方權力機構,以取代國委會的地位和職能.*** 最先出籠的是 1938年1月1日正式露面,名為「南京自治會」的名副其實的漢奸組織. 自治會由陶錫三擔任會長, 另有六名委員,其中四人曾留學日本. 餘下兩人,一個是副會長孫叔榮, 能說流利日語, 是特務機關制衡陶錫三的棋子. 此外又有五名顧問, 多是陶氏的友好和紅卍會人士,地方出身,看來是實幹派.
占領軍祭出鐵腕, 勒令國委會向自治會移交全部資源和權力,不容爭辯. 次日, 日軍連同自治會進入安全區, 辨識國軍士兵,執行處決.***( 日軍的理據,也是「南京大屠殺」的理據, 是國軍並未投降,雙方一直處於作戰狀態, 因而有權殺人.***)
自治會資源少,聲望低; 國委會則資源多,聲望高; 但占領軍泰山壓頂,說了算數. 最後國委會委曲求全,交出權力, 易名「國際賑濟委員會」,以逃過強制解散的命運. 自治會則自知沒有能力單獨處理難民區, 於是會中的實幹派轉為與國委會串謀合作, 雙方的共同語言是 “不能信任日本人.” 促成串謀的是國委會負責糧食供應的美國人Charlie Riggs與自治會顧問王典和許傳音. 原先爭權的兩會秘密達成共識,携手解決各項民生難題.( 最棘手的是糧食和煤炭供應.)
根據西人史源, 王許是完全不同的人種類型. 王典拍賣商出身,是典型投機份子,一心想發財,投向孫叔榮. 這人是個江湖人物,手段靈活,有膽色, 對解決前線工作困難很有辧法,甚得西人賞識. 維新政府成立得居高職,一年後人間蒸發.
許傳音則是陶錫三的好友,家境富裕,伊利諾大學博士. 他是紅卍會對國委會和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員,安全區房屋組組長, 占領早期南京城跨團體網絡的編織者. 他在維新政府成立時退出政壇,沒去當強意義的漢奸. 戰後在東京法庭上用紅卍會的紀錄(至4月底收殮屍體42,000具.) 指証華中方面軍總司令 松井石根大將犯有戰爭罪行. 松井「甲級戰犯」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4月24日自治會解散, 3月30日「維新政府」登場, 陶錫三轉任閒職, 紅卍會和國委會完全失去市政權. 三會的歷史角色終結,並且輕易地為後世所遺忘, 但若非他們緊密合作,南京人很難捱得過三八年一二月情勢嚴峻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