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170529
中國道路(一) 賢能政治的迷思
掌門執筆

《中國道路China’s Development：Capitalism and Empire》(2016) 白果 與 Michel Aglietta
本書的主打作者 白果 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另一作者法國經濟學家Aglietta卻大有來頭, 是「調節學派」始創人,法蘭西學院院士. 後者是前者的指導老師.

〈調節學派的理念〉
源出於法國史學「年鑑學派」,是針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 古典經濟學假設自由市場的價格行為(ie看不見的手) 能夠總滙訊息, 達致最佳資源配置,和最大價值產出. 因此,社會的經濟事務應該交由競爭市場作決定, 而政府的作用最好侷限於 監管者和仲裁人 的角色.*** 好政府是 小政府,亦是 無為的政府.

調節學派主張上述前設只對「商品市場」有效, 但對「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是無效的.***** 原因是商品市場依據供需力量和競價行為,能夠將任一商品的產量提增或削減,達致最佳總體效益. 在極端的情況下,價格可降至零,從而驅使該商品完全退出市場. 但勞動力市場不可能這樣做, 工資(ie勞動力價格) 如降至生存綫以下,社會便會解體.*** 另一方面,金融工具(如貨幣,証券等)的性質並非用來消費, 在特定時間內需求有可能無節制地增長,而不必然達致飽和狀態, 因此容易泡沫化和崩盤, 先天上暗藏危機.***
如此,在就業和金融市場,政府的功能便不應該限縮於旁觀者的角色, 而是有責任積極介入和調節市場,以鞏固就業狀況和抑制金融危機. 好政府是 大政府,亦是 有為的政府.

本書以調節學派的理論框架, 雄心勃勃地在政治史和經濟史的雙重基礎上面解釋「中國崛起」現象. 其立論鮮明大膽,認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現代化運動」, 終極目標是維持「中華帝國」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市場經濟」是實現傳統政治目標(ie經營龐大人口的生計)的手段,而非目標本身. 其戰略地位與已被拋棄的「計劃經濟」無異,同樣只是一種政策工具.***
正因中國並非以現代「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為終極發展目標, 才能夠建立獨立穩定的金融體系,免受國際金融波動的直接衝擊, 這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趣向大相徑庭,亦與「華盛頓共識」背道而馳. (註：「華盛頓共識」可簡單定義為全球性質的：布列頓森林體制,美元秩序,自由市場化,與及相關的國內和國際法制建設.***)

中國天空上的幽靈,名字是「賢能政治」.
〈賢能政治的迷思〉
中國傳統上是帝制國家,社會呈現「二元結構」, 皇貴族和官僚系統構成人口極少數的統治階層,對立方是數量極龐大的農民人口, 中間階層被策略性地打壓,甚或悉數拔除.*** (這與西方傳統社會的「多元結構」迥異.) 二元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元集權垂直統治方式,即「專制政治」. 皇朝統治的「合法性」並非來源於人民的直接認可和支持, 而是來源於其解決龐大人口生計,和維持社會安穩的能力.*** (這主要體現在 治水,築城,儲糧,漕運諸方面.) 中國的政治傳統並非「民主政治」, 而是「績效/賢能政治」; 反映在意識形態層面,也就不會是「個人/自由主義」, 而是社群主義的「儒家思想」.***

本書立論：中國共產黨繼承的是二元結構社會,只能在這個基礎上面施行治理和謀求變通. 因此,她必得維持一元統治方式,先天上不會採行代議民主政制. 反過來看, 集權政治在決策和執行方面的高效率,是成功治理這類特定(ie貧窮落後)國家的必要條件. (然而,並非充份條件,即成功是毫無保証的, 這就是“賢能”的意義和價值.)

賢能政治有三個要害：A政府必須向人民提供基本福利,這是政權合法性所在.
B為確保執行中央政策,官僚系統必須保持高度一致性, 無論在行動或思想層面. 為此,中央必須對官僚層提供足夠的政治或經濟激勵.
C避免出現挑戰官僚系統的其他組織, 如果無法避免,則將其收編.
這種統治邏輯,從建國到今天從未改變,並且是極其務實的. 「開放改革」只是一種工具性質的政策理念,而不是立國理念.***

所有政策最終都要服從所屬政治體制的利益, 因此,中國政府必須改進人民的福利水平(顯性目的), 同時考慮官僚系統的政治利益(隱性目的). 這些考慮決定了任何政策轉變必須遵循漸進路綫,容許高層官員妥協並達成共識, 識別官僚系統中最有價值的觀點,獎勵支持者, 以達致政治均衡.**** 就是當代中式賢能政治的具體內容, 政黨輪替的西方民主政制(在賢能度方面)當然不能望其項背了. 

〈中國的道路〉
當今之世,四海通用之準繩, 治國績效的指標就是(邪惡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本書的論證立基於計量經濟學,一概以GDP作為衡量政績的指標.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敲定總體政策轉向,一般被視作「改革開放」的起始點. 從1978至2014年, 36年間中國GDP規模擴張28倍; 受益於「一孩政策」,人均GDP增長34倍.(同期世界人均GDP增長5倍.) 1978年中國GDP只佔世界0.8%,是美國的3%; 2014年佔世界9%,美國的36%. 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既急速又綿長,迄今仍未露敗象,從當代史來看乃是絕無僅有.
如再慮及：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 而人均資源 (包括可耕地,水,能源和礦產.) 卻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連印度也不如.); 技術進展也受到西方長期「高科技禁運」的約束,*** 經濟增長更近乎不可能.

不可能之事如何成為可能?為此中國共產黨歷盡艱辛！改革進程是實用性的 (領導人金句「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 也是試誤性的 (金句「摸著石頭過河」.), 其間強行致敗,錯漏百出,代價菲輕！

開放改革進程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分水嶺是1994年的「全面體制改革」.
第一階段開放改革(1978-94年)本質上只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市場化鬆動」, 並沒有觸及體制結構本身.*** 重要的社會和經濟體制,包括國有企業生產和僱用制度,財稅和金融制度等都一仍舊貫.

改革的覆蓋面和亮點主要在農村, 組織創新有二端：
A「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ie包產到户)
其實這只是針對「人民公社」集體耕作制度的徹底翻案, 恢復為傳統的家庭耕作單位. 那怕只是這種 “復古” 式變革,亦足以戲劇化地大幅提高糧食產量, 為後來一連串經濟擴張打下基礎. 除了物質誘因之外,前此的農村「綠色革命」(以袁隆平教授為首,成功育種高產出雜交水稻, 堪稱賢能政治的樣辦.) 也是背後的功臣.

B「鄉鎮企業」
才是真正的制度創新. 儘管嚴重缺乏資本投資,現代工業生產和商業運作技能 (很多情況下三者由海外僑民引進,尤以廣東為然.) 鄉鎮企業靈活地調動農村的勞動力,攫取輕工業產品的國內市場空間, 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涌現和開展,極大地改變了農村和城市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人口結構導致的國內廉價(兼優質)勞動力成本, 成為初始打開國際市場的鑰匙.

農村改革的成功令人矚目,令到改革派完全掌控政壇. 到了1993年,全國有1.23億人受雇於鄉鎮企業. 然而,徹底將中國改換成今天面貌的是 第二階段開放改革,劇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