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30831
傑弗遜傳(31) 偉哉二賢
朝日執筆
〈美國簡史番外篇〉： 天才傑弗遜和他的對手們（十五）副總統伯爾叛國案（下）
不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才是本案的真正主角。他引導陪審團作出無罪的裁決，按照《憲法》條文的規定，嚴謹地定出「叛國罪」的舉證標準。***
馬歇爾再一次與行政權力對抗，更重要的是，他敢於悖逆「主流民意」，讓司法問題回歸司法，避免案件淪為一場「政治審判」或「暴民公審」的鬧劇。這一件案的判決受到後世極高的評價，成為馬歇爾大法官除了「馬伯利訴麥迪遜案」以外，另一著名的「代表作」。
此案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傑弗遜和馬歇爾二人立場的對調。早於就任首席大法官之前，馬歇爾就是堅定的聯邦主義者。坐鎮最高法院後，他屢次在判決中強調「國家優先」，主張作為整體意志的代表，「聯邦」應高於個別的州或個人。*** 相反，傑弗遜作為擁護共和的自由主義者，向來最重視的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一點在他所撰寫的《獨立宣言》中已作出清晰的表達。政府只是「必要之惡」，「聯邦」也只是州的聯合，而非「個人」的自由結合。
他在維珍尼亞主政時，已定下了《維珍尼亞宗教自由法》；建國立憲後，為了防止「聯邦」變成吞噬一切的「尼維坦」，傑弗遜積極推動首十條「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的通過。為了防止聯邦，尤其是行政部門的權力過大，傑弗遜行使總統職權時都表現得非常克制。
不過在這宗案件中，二人明顯是交換了立場。傑弗遜在公在私，為了要將伯爾置諸死地，在缺乏明顯證據下一意孤行，令一宗普通的訴訟變成政治迫害，把他一向最為珍視的「基本人權」置諸腦後。相反，馬歇爾大法官對這位幾乎已被所有人認定是「叛國賊」的伯爾，卻警醒地作出了必要的保護，在強大的輿論和行政壓力面前，捍衛了《憲法》賦予伯爾的基本權利。他透過對這一宗案件的判決，為「叛國」這項最嚴重的「憲制性罪行」，定下了嚴格的舉證標準，防止這種指控成為排除異己，迫害政敵的手段。
時至今日，主流的法律學者和歷史學者都認為，從既有的種種跡象看來，儘管伯爾的行動很可疑，但由於傑弗遜政府始終拿不出伯爾實際參與「叛國行動」的具體證據，因此，他不應該被定罪，馬歇爾的判決是正確的。傑弗遜這次脅舉國之大權、天下之公論，再一次向馬歇爾挑戰，卻又再一次敗下陣來。
不過，傑弗遜作為本故事的主角，這裏還是要給他寫幾句好話。事實上，傑弗遜這次雖然一意孤行，為了要將伯爾入罪，顯然濫用了他一向都刻意避免使用的巨大權力，然而他終究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須知若傑弗遜真的是不顧一切，早已掌握伯爾動向的他，完全可以等待伯爾真的「有所動作」，向墨西哥和路易斯安那進兵，才採取逮捕行動。其時「捉姦在牀、捉賊拿贜」，不愁不能將伯爾治罪。
傑弗遜結果沒有這樣做，有兩個可能。其一是伯爾從來沒有打算真的「叛國」，所以他根本就不會「有所動作」。傑弗遜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捉到伯爾的確鑿把柄，故此只能就這樣把他揪上法庭。
不過，相比之下，大概更多人會認為第二個可能更合情理。這就是傑弗遜怕伯爾一旦將計劃付諸行動，在美西邊境引起軍事衝突，局勢也許會脫離控制，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上，當時的國際形勢極為複雜。自從拿崙當政以來，雖然英法之間幾乎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中立國尚算「客氣」。然而，隨著兩大霸權對抗的持續升級，不肯歸邊的中立國，也開始被認為是「資敵者」而受到敵視。傑弗遜實在不願在此刻與西班牙發生任何衝突，而讓英法有機會將歐戰的炮火燒到美洲。為了懲戒叛徒伯爾，而讓美國百姓飽受兵燹之災，非「仁君」傑弗遜之所願。
況且，傑弗遜應該會認為，自己已動用了「傾國之力」去搜查伯爾的罪證。即使伯爾還沒有真的動手，也挺有信心可以將他入罪，只是想不到馬歇爾又一次當了「攔路虎」而已。
馬歇爾大法官以其過人的智慧和勇氣，再一次捍衛了司法的尊嚴。他自從四十五歲時出任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直到他去世，執掌最高法院達三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間，總統寶座一直都是民主共和黨人的囊中之物，然而馬歇爾秉承公義，多次作出悖逆行政當局的裁決，確立了最高法院的獨立地位。
不過，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夠得到與總統和議會鼎足而三的權力和地位，並不單單是馬歇爾和其他大法官的功勞，而是有賴掌握執行權力的行政部門予以「配合」。傑弗遜雖然不只一次被他的好外甥弄至灰頭土臉，但他每次都遵守遊戲規則，沒有「輸打贏要」。即使對馬歇爾的判決不滿，也只會尋求在憲制層面推翻判決，就算失敗，他也會接受。 「維珍尼亞王朝」兩位「後繼之君」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門羅James Monroe，甚至之後再繼任第五任總統的小阿當斯John Quincy Adams，都繼承了傑弗遜開創的這種「恢宏大度」的傳統，嚴守後世稱之為「三權分立」的原則。***
這種將「尊重法院判決」形容為是行政部門「恢宏大度」的說法，也許遠離了我們的常識範圍—-「不這樣，又可以怎樣？」第七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作出了示範，作為一個步卒出身的「流氓天子」，傑克遜作風專橫，他有名句曰：「馬歇爾的判決，就由他自己去執行吧！」 傑克遜的霸道令南方人都謔稱他為「傑克遜王King Jackson」。
建國之初，一切傳統都有待「創造」。馬歇爾的大膽判決，傑弗遜的尊重執行，這種做法經歷後來三任總統的跟從，成為了「傳統」。「傳統」建立後，傑克遜的肆意妄為被視為「偶然」。我們可以想像，若馬歇爾最初幾次判決時，遇到的不是如傑弗遜一般的大度君子，而是如傑克遜一般的專斷霸王，大概最高法院就不會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了，甚至整個「美國」都會面目全非。
我們在讚頌馬歇爾確立最高法院超然地位之時，不應該忘記也有傑弗遜的一分功勞。他選擇了尊重制度，遵守規則，縱然對馬歇爾把持最高法院感到不滿，他也只能不斷伺機委任民主共和黨籍的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以「稀釋」馬歇爾的影響力。這種方法被傑弗遜的幾任後繼者所沿用，馬歇爾大法官離任前（也就是臨終前），整個最高法院除了他本人外，所有其他大法官都是由「維珍尼亞王朝」的總統委任的。不過，馬歇爾思慮周密、論理嚴謹、sense澎湃，更重要的是口才異常了得，其他（強調「以理服人」的）大法官顯然都不是他的對手。直到他逝世前的一天，最高法院一直都是「馬歇爾式聯邦主義」的地盤，儘管聯邦黨在行政和立法部門，其實早已銷聲匿跡了。
回說無罪獲釋的伯爾。他雖然重獲自由，並在法庭上成了剎那的英雄，但美國之大，彷彿已沒有他的容身之所。他不能再回老家紐約和新澤西，這倒不是因為他害怕被控謀殺。紐約根本沒有找到足夠提出起訴的證據；至於新澤西，雖然經當地大陪審團的確認向伯爾提訴，但後來也被新澤西最高法院撤銷了。然而，當地的人還是懷念著漢密爾頓，民眾不能原諒殺死他的兇手。眾怒難犯，北方不能回，南方又是傑弗遜的地盤，至於西部，尤其是包括俄亥俄在內的「老西北」，幾乎都是他的債主。伯爾在美國已經無法立足，唯有「流亡」海外。他出走歐陸，嘗試尋找機會，但徒勞無功。（他就是在這時遇見大哲學家邊沁，參見第十一集。）伯爾在歐洲浪蕩了幾年，直到1812年英美戰爭爆發，美國人都關心戰事，沒有人再有空留意伯爾，他才敢低調地潛回紐約居住，直至去世。
伯爾的好兄弟戴頓，同樣也受到「叛國」的指控。伯爾被判無罪，他當然也被釋放。不過，這件事對他的政治前途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他不可能再在全國政治舞台上亮相了。而且，如同伯爾一樣，他在俄亥俄受到敵視，所以也只能全盤撤資了。終其一生，他從來沒有踏足過那個以他姓氏命名的「戴頓市」。幸好，戴頓在故鄉新澤西的名聲還不壞，他於是返回老家，此後一直在州議會任職，安度餘生。今日該州還有些中小學和街道以戴頓為名。
韋堅信雖然因「管治失當」和「濫權」，被撤去了路易斯安那都督的肥缺，但畢竟還算是「規行矩步」，因此直至1812年英美戰爭爆發，仍一直保留著「美國陸軍高級軍官」的銜頭。戰後，因其「熟悉西班牙情況」，被派任駐墨西哥公使近十年，直至去世。至於俄亥俄富商布倫那哈錫，雖然曾發表「鼓吹分裂」的言論，但基於「言論自由」原則，倒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反而是他為這個「驚人計劃」在伯爾身上投放的「驚人資金」，就真的是化為烏有了。
正如上面所提到，傑弗遜對伯爾籌劃的「叛國行動」雖然已掌握了大量的資訊，但仍是表現得小心奕奕，極力避免伯爾「真的」搞出什麼事來。傑弗遜的小心不無道理，因為自從《亞眠條約》所締造的短暫和平結束後，英法之間的戰爭比之前更加激烈，歐洲以至整個世界的局勢，都因此而變得不明朗。
美國自立國以來，一直秉持著「自由中立」原則。華盛頓在其由漢密爾頓起草的「告別演說」中，道出了其中的精粹：「我們必須盡可能減少與別國結成政治同盟，並盡可能保持航海和貿易的自由。」*** 簡而言之，「自由中立」就是經濟自由，政治中立—-你們之間的紛爭我不理，我只是做我的生意！這個原則甚至成為聯邦共和兩黨的「共識」，分別只是「中立」之餘，向英國抑或法國「稍為傾側」而已。
自從青年時代開始，傑弗遜已是重農主義者。不過，在十八世紀末開始，資本主義來勢洶洶，已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傑弗遜作為一個睿智的政治家，雖然還是以建立「農業國度」為理想，但也明白工商業對新生美國同樣不可或缺。他為了捍衛美國商人的利益，不惜被攻擊為背棄「小政府理念」，也要出兵地中海，可見他是「重農而不輕商」。
英法戰爭期間，美國藉著「自由中立」的便利，大發戰爭財。然而，就在伯爾案於國內搞得沸沸揚揚的同時，發生了一件大事，以至傑弗遜竟然決定要實行「禁運政策」，禁止所有美國商人與外國貿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傑弗遜竟然要實施禁運，自斷財路呢？這樣的政策必然損害國民的利益，國會何以竟然也會通過呢？國內對此政策又有何反應呢？欲知箇中前因後果，請看下回看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