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玉樓終恍惚 人間遺事已成塵
讀書札記140805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掌門執筆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中華民國》(2005) 菊池秀明
作者東京大學出身，研究中國近代史，專長太平天國、中國移民社會和 國際關係史。
兩個月來手不釋卷，讀畢八冊，每本都那麽有份量！以學理可觀言之，平勢隆郎的《從城市國家到中華》為最上；以敍事精彩，則本書最佳。
菊池教授簡直是新版的 家永三郎，字裡行間流露痛恨侵華戰爭的程度，與中國智識分子一般無異。*** 然而他不是中國人，故又可以超脫中國智識分子 “不褊左則袒右” 的黨爭陋習；而對中國人群相吹捧的國父孫文和痛詆的軍閥諸人，則每能持平議論，此為本書之長處。***
可能出於治社會史的緣故，菊池的筆法著墨於人文關懷， 頗喜突出非主流人物的心態行為，以彰顯大時代的張力。 例如描寫 魯迅和內山完造 的生死交情，頗有《笑傲江湖》劉正風和曲洋的味道。 下文引介的 佐佐木和音吉 兩人的故事，讀來很有味道。 另從書中得悉魯迅竟然是 嘉納治五郎 的學生，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講道館上過柔道課。
〈前朝遺事三則〉
(一) 袁世凱何以殺 宋教仁而不殺 孫文？
1913年民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 宋教仁啓程赴京就任國會議員，於上海火車站為袁世凱密遣的刺客所殺，終年三十一歲。***
宋教仁是當時「中華民國」基本法《臨時約法》的起草人，有如 麥迪遜之於美國憲法。 《臨時約法》比其時日本的憲法還要“激進”，國會權限很大，“甚至”擁有“決定預算案”和“彈劾總統”的權力，故為袁氏所深忌。
非常之具有古典意涵的是，袁世凱不單只對宋教仁早有所識，更且青眼有加！事緣1907年之際，日本意圖吞併中國接近朝鮮邊境的間島，時為同盟會頭領的宋教仁發表了《間島問題》一書，講述了間島的歷史、戰略地位和中國的因應之道等想法。 擔任外務部尚書的袁氏讀了該書，擊節讚賞，請求朝廷赦免宋氏，並授予四品官銜以便其參與外交談判。 此舉雖含分化革命陣營的策略，但亦可見其賞識之心。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亡，南北統合。袁氏“當選”臨時大總統，但不肯前往南京上任。 南京方面派遣代表團到北京“敦請”他南下，宋為團員，兩人首次會面。 袁當即致送宋儀金20萬元！ 宋“不識抬舉”，原封退回。20萬是多少錢？可資直接比較的，是兩年後袁大規模收買國會議員，平均價格1萬元。
絕頂人才不為我用則殺之，袁氏之起殺心，正正由於賞識之心！***
至於孫文，據作者的說法，他與袁氏雖然正邪有別，但其行事獨裁專制則類同。孫氏素與宋不睦，對他起草的《臨時約法》不以為然，甚至放言 “(除國民主權原則外)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負有責任。”
我認為是袁氏看穿孫聲望空高，卻欠缺政治組織才能，有他在，正義陣營反而容易分裂，故而不殺是對的！
本篇繼續以“朴素正邪觀”行文，十分過癮。
(二) 由正入邪的 佐佐木到一
1928年蔣介石重新鞏固了權力，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主席，軍政一把抓，開展第二次北伐。 北伐軍中有一名日本對華情報科軍官，名叫 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為人頗神經質，充滿叛逆精神，外號“吵架到一”。 他在軍中生涯失意，沒能弄到被重視的北方(段祺瑞或張作霖方面)職務，流落到南方(孫中山方面)當駐廣東武官，鬱鬱不得志。
認識一眾廣東革命派要人之後，佐佐木大為傾倒，認為南派諸君子志行高潔，國民革命軍正義之師，紀律嚴明。 他由衷地支持北伐，進言軍部，統一的中國符合日本利益。 他的見解當然不為上司所認同，他不知道的是軍方侵華之心已決。
北伐軍興之後,日本立即乘亂以護僑為名第二次出兵山東,更且比勢如破竹的北伐軍先進濟南.佐佐木在國軍中担任雙方的聯絡官,這刻才驚覺日軍殺機已露.不旋踵兩軍衝突,日方死23人,中方死超過1,000人. 日軍當即要求謝罪, 發出最後通牒,尋且主動攻擊, 殺死國民政府官員和市民3,900人, 釀成臭名昭彰的「濟南慘案」.***
時佐佐木身處北伐軍中,被發現身懷太陽旗,因而遭受私刑,自份必死,幸得蔣介石及時營救,方免於難. 此事對他打擊極大, 回到日營, 他搖身一變為“侵華論者”, 咬定革命軍已然墮落為軍閥,高呼“膺懲支那”的口號. 他日後說道：“濟南事件使我夢想幻滅.廣東時期的我實在是太年輕了.”
七七事變之後,佐佐木參加了南京戰役,在他曾經仰慕的孫中山陵墓之前,對被捕的敗兵進行屠殺.他說: “孫中山在天之靈,也應難過得流淚吧.”
作者認為佐佐木之由正入魔,反映的是大時代中許多天真日本智識分子的心態，由同情中國革命, 急劇適應侵華大勢,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為了痲痺良知而自我喂哺邪惡的口實。
(三) 甘心當西洋人的 日本音吉
外號「日本音吉」的傳奇人物是個出生於尾張藩的船夫。1832年十三歲的他第一次出海即遭逢船難，在太平洋漂浮了一年零兩個月，奇跡地到達美國西岸！後來當上傳教士的助手輾轉到了澳門。
1837年他乘搭前赴江户進行開國交涉的美國船“莫里森號” 回到母國。 但是幕府下驅逐令，並在浦賀港開炮射擊，美艦只得撤離，是為有名的“莫里森號事件”。
音吉不得已折返中國，後來在英資 “寶順洋行”(ie顛地Dent行)任職倉庫主管。寶順和“怡和洋行”都是廣州黄埔江外灘從事國際貿易(最獲利的當然是鴉片)持牌人「十三行」中的佼佼者。 音吉為人好義，落力救濟落難鄉里，據日本同鄉所說，他居於豪宅，有馬來妻子，育三子女，家境相當富裕。
1854年他隨英國艦隊返日，為訂立條約當翻譯員，二十三年終於重臨故國。 當時的長崎奉行 水野忠德勸他留在日本報效國家，他卻指著英國國旗說：“我不想拋妻棄子，請恕難以從命。”，選擇了去國之路。
1860年他移居妻子故鄉 新架坡。 同年，福澤諭吉等幕府遣歐使節團路經該地，音吉前往酒店與福澤等見面，諄諄告誡諸人小心英國包藏禍心。 顯見其不忘故國，很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味道。
音吉移民外國的決定，今日看來平平無奇，但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東方社會，卻可想見必當是非常沉重的抉擇！
他為甚麽這樣做？在新架坡當二等公民，是否勝過回到階級森嚴的日本當普通百姓？是為了自由？抑或是財富？甚或是愛情親情？留給我輩讀史者許多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