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50529
風雲疾走(上) 太平洋戰爭前夕的日本
黑白子撰稿

1941年7月30日，上任三個多月的日本 軍令部總長 永野修身（隸屬海軍，地位相當於陸軍參謀總長），帶同一份新的作戰計劃書入宮覲見 裕仁天皇。

十個月前，日本海軍將領大多反對跟德國和意大利結盟，擔憂盟約會誘發日本與美國開戰。 十個月後，日本的境況更形窘迫，身陷 “支那事變”四年，不知何時方可從泥沼中抽身而出。 永野坦言，理應避免與美國兵戎相見。
不過，永野未有建議乘德國揮軍入侵蘇聯的機會，趁勢撕毀《三國同盟條約》。與此相反，他總結整份作戰計劃時拋出的解決方案，竟然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國家的石油儲備僅能維持兩年，萬一爆發戰爭，年半時間將會耗盡涓滴。」為了確保在有限時間內爭取到最大的生存空間，「別無他法，只能進攻。」

「我軍能取得像當年日本海的大捷嗎？」 貴為一國之君兼軍隊名義上最高統帥的裕仁，很自然聯想到三十多年前，東鄉平八郎率領帝國海軍在對馬海峽上痛殲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一舉奠定日俄戰爭勝局的關鍵之役。
「臣下連能否取勝都無法確定，焉敢奢言日本海的輝煌再現呢。」
「戰神」東鄉於七年前離世，裕仁天皇以幾近無助的語調驚呼：「這是一場何等不顧後果的戰爭啊！」

日本人有一種習性，就是盡力避免在社交場合引起不必要的尷尬。這種被視為美德的生活態度，養成他們慣於用門面話虛與委蛇，絕不輕易吐露心底的 “本音”。不單永野善說兩面話，其他重臣同樣慣於把公開和私下的角色轉換自如。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日本內閣，正好有多名從不想開罪別人的閣員廁身其間。 於是乎，在無人願意背負否決開戰罵名的同時，整個內閣更競相推卸將國家領向戰爭的一應責任。
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位於奧胡島珍珠港內的美國海軍基地遭到偷襲。不宣而戰的日本踏上了一條本可避免的絕路。

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在外國人眼中從來是鐵板一塊，上下齊心。 其實日本的海陸兩軍雖未至於形同陌路，實質早已心存介蒂。
日本四面環海，惟是自古皆無意於破浪縱橫。要不是19世紀中葉為美國黑船脅逼開國，可能壓根兒就不會動念建造艨艟巨艦。 維新伊始，此蕞爾小島奮發騰飛。憑著短短數十年間的變革成果，竟接連在「甲午」和「日俄」兩場賭上國運的大戰中，力挫幅員遼闊的清俄二邦，震驚天下。 諷刺的是，隨著國力上昇，海陸兩軍反而漸生嫌隙，從緊密配合的唇齒相依，變成面和心不和的競爭對手。
站在陸軍的角度，俄國雖為十月革命推翻，但新建的蘇維埃聯邦從未放棄兵犯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意圖。 這名北方怨鄰，依舊是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宿敵。至於海防的隱患，打從20世紀初美國經營夏威夷太平洋艦隊基地開始，山姆大叔已取代了北極熊的位置，成為日本海軍頭號假想敵。 為此，日本軍部出現了兩套截然不同的戰略觀點，情形就如同清朝末年，李鴻章與左宗棠為了邊防和海防爭拗不已。 日本國會每年商討軍費撥款的例會，更加劇兩軍的對立情緒。
踏入20世紀30年代，日本陸軍人心丕變，幾乎為激進思潮全面主宰，大批桀驁不馴的年青低級士官無法無天，多番策動行刺軍政要員。 最為嚴重的一次惡行，是32年在首相官邸內開槍殺害了閣揆 犬養毅。

這段時期的文人政府內部亦非同心同德。40年再度組閣的 近衛文麿首相，就有一名覬覦相位的外務大臣 松岡洋右窺伺榻側。 處身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令軍方與內閣的不同派系，時而明爭暗鬥，時而互相利用。
《每日新聞》記者 森正藏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中日戰爭初起，中國大軍事家 蔣百里曾斷言日本必敗：「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陸軍，二是海軍，三是官僚，三者互相鬥爭，日本無有不敗之理。」（蔣氏的原話較為委婉，『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

兩軍的不協調，甚至從一枚螺絲釘就可以看得出來：一方是順時針上，另一方是逆時針上。 森正藏說：「用星和錨來象徵日本陸海軍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對立性格。 陸軍是以陸上作戰為主眼所建立的軍隊，其性格必然尊重獨斷獨行的訓條。 根據一定的條件採取獨斷的行動，是日本陸軍教育的根本精神。*** 此種思想一旦失去適當的制馭手段，會容易形成作亂的危險。 海軍精神的培養則剛好相反，這是與海上生活的特殊環境有關。例如在軍艦內，自艦長至水手，各循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統行動，在自己義務範圍之外，絕對不許有擅斷行動。***長期受統制的結果，不免趨向保守和定型的性格，失卻了融通之道，傾向迴避責任，所以海軍中沒有政治家。」

1931年，日本關東軍利用「九一八事變」控制了東三省，扶植了滿洲國。往後數年，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如同鐘擺般擺動，偶爾會小心慎重、甚至友好，一旦軍方施加壓力又立即轉為強硬。 至於國民政府，基於自身的軍力條件不足，只能竭力忍讓，避免與日本爆發重大衝突。

「傾向迴避責任」又豈止海軍，處事手法拙劣的近衛文麿亦犯同樣過錯。1937年6月4日他初任閣揆，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這位家勢顯赫的貴族首相，「既優柔寡斷又魯莽衝動」，更「喜歡迎合周遭最響亮的聲音」。中日兩軍在蘆溝橋的小規模衝突，最終演變為八年戰爭，近衛難辭其咎。
北平蘆溝橋畔的戰鬥本屬地區衝突的級別。當時日本軍方立即評估形勢，「仍未做好全面侵華準備」的聲音佔了上風，於是在7月11日晚上與中國達成休戰協定。同一天，近衛在首相府內召集了大批議員、金融業界和傳媒人士，宣佈向中國華北地區增兵計劃。他的本意只是想對軍方強硬派示好，但外界的解讀就變成為戰爭動員令。本已偃旗息鼓的小衝突，迅速惡化為全面開打。

近衛私底下卻想撇清責任，指戰爭是「年輕的陸軍軍官發動的」，與他無關。當他覺得似乎勝利在望的時候，又急急發表了速戰速決、三月滅華的言論。他迷信鐵腕行事可以提升個人的權勢，以及鞏固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強國的地位。現實卻是適得其反，日軍的暴行舉世譁然，惹來美國的經濟制裁。近衛不希望，也沒法料到對華之戰曠日持久。他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因為每當和平有望的時候，他那自相矛盾的政策和作法，總是把和談的大門鎖上。

1938年春天，近衛對助手表示萌生去意，但正式的辭呈拖沓到1939年1月才遞交。 他總以為自己的選擇無誤，問題是他從來都搞不清楚哪一邊才是正確。日本媒體一直只報道軍隊節節勝利的消息，部分有見地的日本人看見近衛辭職，推斷中國戰場並非真的一帆風順。

參考書籍：
《日本1941》崛田江理著 馬文博譯
《Japan 1941 : Countdown to Infamy》 by Eri Hotta
《中國抗戰畫史》龔輝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