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51105
刑事法(三十一) 謀殺 中篇
蕭律師執筆
Hyam v DPP（1975）：Hyam太太（H）被控謀殺兩孩童罪成。她在兩孩童住所的樓下放火，孩童死於火中窒息。H的動機是想使兩孩童的母親（牽涉入和H的前男友的複雜關係）害怕。她辯稱她只是“想嚇嚇”兩孩童的母親，從沒“意圖” 引致任何人（包括兩孩童）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
此案的各位大法官對「蓄意的惡意」的看法意見分歧，各自表述，直至Archbold Criminal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在1982年出版（我們簡稱它叫Archbold，視之為刑事法實務上的「天書」），所謂「Hyam指引」才得以“淨化”。
它說：“在法律上，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都算是一個人自願行為引致後果，如果（a）他「想」它發生，無論他能否預見它會否發生；（b）他「預見」它或許會發生，無論他是否想它發生。” ***
香港Leung Kam Kwok（1984）案引用這個Hyam指引獲英國樞密院支持，但作以下附加：
“這個「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作為「蓄意的惡意」的一種形式，多次在庭上受到挑戰，但多次都被駁回。 英國上訴刑庭在Cunningham（1982）和Vickers（1957）均指出「明示」惡意是「意圖殺害」，「默示」惡意是「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 後者已在上面A-G’s Reference (No.3 of 1994闡述) 獲上議院， 及香港上訴庭在HKSAR v Coady（2000）案所確認，但大法官附加：被告必須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高度可能」而非簡單「可能」。
至1985年，上議院重臨此議題，首先在 R v Moloney（1985），後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訂下結論，所謂Archbold的「Hyam指引」是“不完善和潛在地誤導，不應再作為引導陪審團的指引。”***
以下幾宗案例，有些在講犯罪意圖時已討論過，但在此重溫，或對以下法律演繹的理解有所幫助。
R v Moloney（1985）： M，一位在家渡假的年青士兵，被判謀殺他的繼父罪成。兩人關係看來非常良好。 兩人一起在夜間參加一個敘會、喝了相當多烈酒。據M所言，M和他的繼父互相挑戰看誰拔槍和裝上子彈快。M勝出。他的繼父挑戰他：「你敢扣板機嗎？」M如言將槍指著繼父的頭部，扣板機，立時把繼父射殺。在被盤問時，他說：「我並沒有描準，一扣板機，他就死了。」
原審法官應用Hyam指引去引導陪審團，告訴他們，如果一個人預見一個結果或許發生，無論是否他所期望，「意圖」就得到證明。被告向上訴庭上訴，仍然失敗，他再上訴到上議院獲得成功，謀殺罪名終獲推翻，但被改判誤殺。
上議院大法官趁機大談「意圖」。Lord Bridge代表大部分大法官發言，雖然沒有否決Hyam指引，但不接受原審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他下結論：「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本身不能在謀殺案中建立「蓄意的惡意」。那不是「意圖」的代語詞。「可能性的預見」最多只可作為「歸納」特定心理狀態的「證據」。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把「預見」與「意圖」扯上關係；應該讓陪審團以普通常識去理解「意圖」。陪審團在謀殺案中應被引導去自問：（1）死與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自願行為的自然結果？（2）被告是否預見，結果是他或她的行為的自然結果？在此案中，如果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是」，那麽正確的推論是「他想那後果發生」。
但Maloney指引的正確性立即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案中被挑戰，而「預見」與「意圖」的關係再獲審視。在此案中，大部份大法官確認Maloney指引，但認為Lord Bridge的兩步指引本身有所欠缺，應加進「或然probable」的考慮。
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H及S是兩位礦工，參與了漫長而艱苦的煤礦罷工。為了阻攔意欲前往開工的礦工，他們在高速公路的架空橋上推下一塊65磅重的石屎在公路上，作為攔阻接載工人前往工作的車輛。他們聲稱，以為石屎不會有傷害性落下橫架路上，但竟跌落在接載工人前往開工車輛的擋風玻璃上面，壓死了司機。 H及S願意承認誤殺罪，但被控謀殺。原案法官應用Lord Bridge的二段法去引導陪審團。
二人被判有罪，上訴得直。上訴庭認為Lord Bridge判詞大部份是 旁及語obiter而且是錯的。控方不服，上訴至上議院，但被駁回。上議院大法官重申確定Lord Bridge有關意圖的意義，但仍認為他的二段法有所不足，「可能」應附加於每一條問題內，陪審團應考慮可能的程度，因為：“後果可能性愈大，預見後果的可能性就愈高；如那真能預見，更大可能就是結果是渴望的。”
Maloney及Handcock and Shankland二案因此定下：當「意圖」明顯於「預見」，「預見的心態」就顯得是由高度有關的證據去決定、去推論是否具有「意圖的心態」，特別是被告即時的「目的」並非其想引致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