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70317
刑事法(五十六) 惡意傷人‧惡意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傷害
蕭律師執筆

香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9章（即英國同名條例第20章）帶出兩種罪行：「惡意傷人」及「惡意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傷害」。第19章條文如下：
「任何人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不論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3年。」***

〈傷害 Wounding〉
「傷害」需要證明有「連續性整體皮膚破損」：Moriarty v Brooks（1834）。
這排除了 “擦傷”，即是皮膚沒有整體破損。同樣，一條內部血管破裂也不算“傷害”。在A（minor）v Eisenhower（1983）案中，一粒由被告的氣槍射出的膠子彈擊中原告小童近眼處，引致眼部內出血，那也不是第19章所指的傷害。

〈嚴重身體傷害 Grievous Bodily Harm〉
「嚴重身體傷害」 意指“真正嚴重身體傷害”：DPP v Smith（1961）。
在HKSAR v Lo Tak Chi（2000），香港上訴庭認為有關傷害不一定是永久性或有危險性的，只要嚴重地影響健康或舒適即可。在此案中的受害人被毆至不醒人事、被打落一隻牙，頭部、面部、身體背部都有多處瘀痕和擦傷、舌尖有小割損。以法庭的觀點看，這不能正確地被形容為“嚴重身體傷害”。

創傷經常是、但不一定是，嚴重身體傷害。同樣地，身體可以遭嚴重傷害而沒有傷痕，如斷骨沒有穿透皮膚。***

〈施加 Infliction〉
嚴重身體傷害，按第19章的意義，必須是被告「施加」的。這「施加」與前篇講述關於第19(a) 章的 “「身體傷害」由「導致caused」所做成” 的「導致」是否有所分別？英國上議院大法官各陳己見，各有理據，迄無定論。

Martin（1881）：被告在一間戲院中關掉所有燈光，把門拴上，由是引起公眾恐慌，致令多人受傷。他被控違反英國第20章（即香港同名條例的第19章）。首席大法官Coleridge以非常簡短的判詞，撤銷被告在下院判罪的上訴，認為被告確實是使在驚恐中受傷的人遭受嚴重身體傷害。

Clarence（1888）：被告明知自己有淋病，仍和妻子性交，使其妻子感染病毒，被裁定違反英國第20章（即香港第19章）及其他罪行。 審理此案的刑事上訴庭由十三位法官組成，以九對四判被告上訴得直。由於法官數目眾多，各自有裁決理據，很難歸納統一裁決的理由。似乎Wills法官判詞最簡單直接：沒有襲擊（丈夫有權和妻子性交），所以沒有施加身體傷害。

Ireland; Burrows（1997）（二案合審）或者（只是或者）是第三及最後一宗與有關論點的案例：Ireland連續在夜間以無言電話騷擾三名女性，使之患上精神病，被判引致受害人身體傷害罪成而上訴；Burrows連續八個月以電話騷擾一名女性，包括無言電話及粗魯語言，及寄給該名女性一張有威脅性的字條，被裁定對受害人施加嚴重身體傷害罪成而上訴。

兩宗上訴都被上議院駁回。「身體傷害」可包括認可的精神病。對受害人施加身體傷害是罪行，即使沒有直接成間接對受害人使用身體暴力。

〈犯罪動機〉
違反第十九章的傷人或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傷害需要證明有「惡意」。惡意牽涉要證明被告的行動是有意或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Cunningham式的意義」（前已論述，即傷害是被告所能預見的。）

並不須要證明被告意圖或實際能預見嚴重身體傷害。在Mowatt（1968），法庭裁定能證明被告意圖或能預見「對某人的一些身體傷害」已很足夠，儘管傷害是如何微少。
這裁決在Savage, Parmenter上訴案獲得肯定。在判詞中，大法官Ackner用上“應能預見should have forseen”詞句，應非常小心解作“確實預見did forsee” 而非“應預見ought to forsee”。理由在Savage, Parmenter案本身已表示得非常清楚，因為法庭已裁決「惡意」需證明被告意圖或確實預見actually forwasaw他的行為可能引致傷害。再者，在Parmenter案，被告粗暴地處理他的三個月大兒子而使兒子受傷，原審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是根據Mowatt案，清楚地用上“應能預見” 的字眼。原審法官無法使陪審團弄清楚，要使Parmenter有罪，必須要清楚被告“確實預見”一些身體傷害，這是被告上訴至上議院能成功的理由：Parmenter的「施加嚴重身體傷害」判罪被撤銷，被改判「襲擊引致實際身體傷害」較輕的罪名，這只須證明被告能預見非法個人暴力，不是「引致實際身體傷害」。